□ 林永炼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乡镇，如果家庭有一辆自行车，相当现在有一辆小汽车。

　　那时，家庭的固定资产是“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车、手表、收音机。

　　我爸爸是公办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有几十元，但我们家还是买不起自行车。

　　那年春节后，我们家突然有了一辆自行车可用了。车不是学校配的，学校没有资格配自行车，只有公社干部才能配得上。

　　我们家之所以有一辆可使用的自行车，按现在的话说，是占有自行车的股份。村里一个青年人，是村干部的亲戚，他弄到一张自行车证后，买车时差30多元，就找我爸爸借钱，可能考虑到借钱以后还不起，就想了一个办法和我爸爸商量，30多元钱不算借，是合起来买，这车也有我们的份，但我们只有五分之一的份钱，一个月使用最多不能超过7天，除特殊情况外，时间都得听他安排。

　　记得那辆自行车是26寸，广州生产的双筒“红棉”牌，车是放在他们家，我们用时才去骑。

　　虽然我们家没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但有了使用权，也方便多了。我们住在农村学校，每个月都要去公社粮管所籴米搭豆油，平时去时都是走10多里路，回来有时是走路，有时是花几角钱坐“载客仔”车。有了自行车后，我们每次去都用上了。还有，过年过节去外乡亲戚做客时，都是爸爸骑着自行车载我们去的。

　　一九七三年，我在大队的学校初中毕业，夏天，接到公社上高中的录取通知。那时，我骑自行车的技术已经非常熟练，去办理手续那天，爸爸放心让我单独骑了，路上，我看见一个走路的同学，顺便载着他去。

　　到了学校，都是走路来的同学，当我从自行车下来时，引来很多人注意的目光。

　　后来，上学时，爸爸有时来公社办事或开会，会骑着自行车来学校，带点东西什么的。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家里有自行车，至于没有产权，仅仅有使用权的事，他们是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