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往古希腊的忒拜城。为参加2002年德尔菲国际古希腊戏剧节，我应邀而作戏曲文本《忒拜城》，选择了高贵的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藐视人间君王克瑞翁的禁令，亲手掩埋“叛逆”忒拜城的她的胞兄的尸体，为遵循神圣的天条以身试法。她说，“天神制定的不成文律条永恒不变，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安提戈涅所坚持的天条正是古希腊人所指归的人性。

　　雅典的希腊国家博物馆峨峨大观，我走进一个展厅，四围尽是墓碑，恍惚置身于古希腊陵园。据讲解员介绍，自公元前6世纪起，古希腊人的生死观有了大变化，从阳间到冥府已经不那么可怕了，而坟墓则不可或缺，那是两界间必经之路，不然，亡灵会在冥河岸边徘徊踯躅，漂泊无依，以此，无论贵胄，还是草根，或繁或简，都有坟茔，只有罪大恶极的歹人死后不得安葬，这是生者对死者最严厉的惩罚和诅咒。这个展厅，这位讲解员的介绍，可以为安提戈涅的行为作注解。人们应该理解，克瑞翁的禁令自有法律依据，而安提戈涅倚为天条的人性则更显崇高。东方人不是也讲“入土为安”吗？其内涵与安提戈涅的天条并无二致。难怪里夏德·瓦格纳大声欢呼：“神圣的安提戈涅，让你的旗帜飘扬，我们站在它的下面毁灭和得到拯救！”

　　《忒拜城》文本的旨趣和目的所在，是天条与王命的矛盾。在我看来，王命其实具有双重性：既是社会秩序和运作之所必需，又往往有悖于道德链条的衔接。对此，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中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君王不可能葆有、不可能遵守一切美德——人类的情况不允许这样办……同时，有些罪恶，如果不去干就难于挽救国家于危亡，那他就绝不该为了做坏事招来毁谤而介意”，他以汉尼拔为例，认为造就汉尼拔伟业的原因之一是“他的非人性的残暴”，他嘲笑“思想胡涂的作家们一方面称赞他 （汉尼拔）的事业，另一方面却斥责所以作成这些事业的那个主要原因”。我写克瑞翁，旨趣不在权力的再批判。

　　从雅典驱车到德尔菲，途中有人指顾一座小城，那是忒拜，面目全非的忒拜，俄狄浦斯时代的文物荡然无存……嗟夫！即便如此，我也很想亲近一下这里的土地。遗憾！顷刻间忒拜城从视野里消失了。此后便是一连串美味的“耳食”：某一山坳，俄狄浦斯被弃；某一路口，俄狄浦斯杀父；某一流泉，俄狄浦斯洗血手；某一山头，司芬克斯出谜语……我望着车窗外莽苍苍沃野，这一大片开阔地该不是忒拜城王室两兄弟大动干戈的战场吧？

　　风从山上、或许从海上吹来，它走着唱着，在广袤的原野，在空旷的废墟，在无人的街巷、阳台、石径、喷泉，低回咏叹，缅怀那英雄的城邦昔日的喧嚣。我知道，我心目中的忒拜城只存在于美丽的神话传说里，因为风的道路便是历史的道路。当德尔菲山坡上的露天剧场响起高亢的中国唱腔，忒拜古城犹然长眠在历史的墓穴里，但愿来自东方的响亮不会惊扰英魂的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