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静

　　闲暇之时常读《红楼梦》，其中一段写得饶有趣味：刘姥姥二进大观园，贾母在园子里给湘云还席，李纨令丫鬟碧月捧着盛满各色菊花的花盘，让贾母挑选。贾母在鬓发上插了一枝大红的菊花，还招呼刘姥姥“过来戴花儿”，听见这话，凤姐一把拉住刘姥姥，“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地插了一头”，贾母众人乐作一团，众人揶揄她是“老妖精”，刘姥姥却笑着回答说：“我虽老了，年轻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今儿老风流才好。”

　　每读到此处，不禁掩卷莞尔，刘姥姥这一句聪明的自嘲，却也道出了每一个女人的喜好。女子戴花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儿：窈窕身姿，墨发轻绾，撷一枝小花，斜斜地插在鬓边，顾盼流转生出多少风姿，若莲步轻移，暗香浮动，芬芳不已。设想若时光倒转二十年，簪上两朵鲜花的村妇刘姥姥，也会“风流”不输宝黛吧！

　　李渔对女性美的鉴赏是多元标准的，他在《闲情偶寄》中强调无论哪种阶层的女人，在“簪珥之外”，“所当饰鬓者，莫妙于时花数朵，非但雅俗判然，且亦生死迥别”。他认为花朵是女子的必备饰品，“他事可俭，此事独不可俭”，簪花一朵，即有女子万种风情，且花面交映、芳华无尽。“时花之色，白为上，黄次之，淡红次之”，是说花当淡雅，素色为上，切忌浓艳，失了朴素温婉。

　　古代女子佩戴花饰的历史，起源于劳动，也来自传感。戴花是为了美貌，更显女子面若芙蓉。戴花作为近乎礼仪的民俗，是从汉代开始，至南朝渐兴，到了唐宋时期，就盛行起来了。四时花开，兴随时移，春天多簪芍药、牡丹，夏天可簪栀子、白兰，秋天簪秋葵、菊，冬天只簪一枝腊梅就极风雅。花朵色彩也丰富绚丽，除桃红梨白外，还有浅黄的迎春——“各带迎春花鬓侧”，也能是火红的石榴——“鬟边插石榴”， 亦有迷离的紫色——“倚门人戴紫玫瑰”。幽兰、水仙、蔷薇、茱萸、茉莉……这些鲜妍明媚的可簪之花，顶着晶亮的朝露，衬于墨色发髻之间，若璀璨繁星于星空闪耀，又好似云蒸霞蔚绚烂明丽，动人无比。

　　女子戴花美到不可方物，但其实戴花并不是女子的专利。唐朝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这样写，“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唐代男子发间头插茱萸登高，已成为九九重阳之习俗；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也记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有花。”可见，在唐代，民间男子头插鲜花已是常事。

　　到了宋朝，男子戴花逐渐成为一股时尚风潮，可谓“满城尽是簪花郎”。苏轼诗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簪花于头，纵是白发老翁亦不输少年；“归见诸公问老子，为言满帽插梅花”，男子头上花朵的数量也愈发多起来。

　　民间一派花团锦簇，文人士大夫也将簪花作为自己最喜爱的装扮。《宋史》中记载，喜庆之日，朝廷官员衣帽上都要簪花，“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芍药牡丹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若能得到皇帝钦赐戴花，更是无上荣耀，赐花按官员品阶决定多少，小小一朵簪花，亦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

　　《水浒传》第十五回，“义胆包身，武艺出众”的阮小五以这样的打扮出场：“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道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衣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第四十四回杨雄亮相，《临江仙》赞词也说他“鬓边爱插芙蓉翠”，另花荣喜翠叶金花，燕青亦根据四时择花装扮……这些膀阔腰圆、粗犷豪放的梁山好汉，只因鬓边那一朵娇艳可人的鲜花，平添多少妩媚风情。簪花的男子成为《水浒传》中一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

　　素爱戴花，少时独钟情腊梅，喜其芳芬也爱其精魂。人近中年，却依然怀揣一颗少女心。“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今日也学一回清照，见路边野花开得活泼热闹，俯身采一朵金黄雏菊仔细簪上。天地阔大，眉间欢喜，哪管路人侧目，任凭那一朵小花兀自开放、兀自芬芳，在发间，也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