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改正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一部巨著，论点多己出，久享盛誉。写作本书时，先生告诫自己：“文学史者最容易流于武断的印象的主观态度，随着自己的好恶，对于某种作品某派作家，时常发生不应有的偏袒或谴责，因此写出来的不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成为文学的评论了”。确是至论，却难以做到。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刘先生据《杂诗》一篇批评王维“对于民生漠不关心”，“见了乡人，不问民生的疾苦，不问亲友的状况，只关心窗前的梅花，可知这派诗人，除了他个人以外，对于现实社会，是完全闭着眼了。”这样的论断，恰恰是犯了“主观武断”的错误。

　　当时，梁实秋先生就首先发难，写了一篇散文，名字就叫《寒梅着花未》，从诗人身世到文艺的批评方法、诗的艺术特质和诗人气质等一一说来，认为“以为凡是文学作品皆千篇一律的反映民间疾苦，否则便是无视于现实社会”是荒谬的，“殊不知文学范围很广，社会现象复杂，文学创作不能限于某一单独题材。我们评论作家，也不应该单凭一首小诗来论定作者全部的性格”。这是公允的论断。“五言绝句，局面很小，容不下波澜壮阔的思潮，只好拈一星半点灵机隽语……凡是有过离乡羁旅经验的人，谁不惦念其家园中的一草一木，人情所系，千古无殊。”确为懂诗的评论家言。

　　王维的这首杂诗，淡然中饱含着深情，便如一个老僧偶遇乡人，说起前尘那般。往事落入苍茫，便如寒鸦万点，飞入冥冥暮色。万千心绪，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场景，从何说起？生命脆弱，一夜沧桑，人事甚至不敢问。你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别的我不问了，你来时，可曾注意到我窗前的梅花，它的枝头，缀了骨朵没有？

　　千万句话，只化作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问梅。道是无情却有情，情到浓处情转薄，里面含着一个“怯”字，那些不问的，都是想听又不敢问的，都在那株寒梅之外。便是问梅本身，又是多么地小心翼翼。他设定的前提是“不变”，院落没变，老屋没变，绮窗没变，老梅没变，莳花人没变，甚至斜靠在墙角的扫帚药锄，也一如既往地摆在那儿，被旧旧的时光照亮。这一句问，是试探，是担忧，是装作淡定的眼睑后，亟待肯定回答的焦急。肯定了，那就长吁一口气：幸好。

　　那株寒梅，那扇绮窗，在每个思乡的梦里，虚掩着，淡香着。或者还有雪，还有月光，还有饱经沧桑的人坐在窗后，深深浅浅地叹息。

　　那些着的花，就像藏在往事里的萤火虫，就像情事里的一首歌，就像猛然涌上心头的似曾相识，呛风一般咳出泪来。

　　我是花也不敢问了。我的老屋已经卖给了别人。院子里的那棵桑树，是我和弟弟在山里挖来的，不知还在不在？我一直不敢问乡人。就让它依然在我的心里，年年春风着花吧。

　　刘大杰是湘人，郁达夫的学生。郁达夫遇害后，他写了很多诗哭悼，情真意切，然诗才平平。这本书出版在1941年，对王维诗的评析在书的上卷第十四章，梁实秋写这篇文章时，也就在稍后一两年。那时候，梁实秋还在中国大陆。不知几年之后，他会不会在写给中国大陆亲朋的信中，假装淡淡问道：寒梅着花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