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个大乡里，有十个自然村。这些村落各有名字，如主村的南面村、西面村、东面村。从东面村向东，隔着一片水田，傍着枫江而建的那个叫东边村。乡里还有寨内、新寨、桥头村等，基本都可以找到取名的依据：或是方位的，或是历史的。只有我出生的这个村叫半洋村，不知何所由来。

　　童年时曾问及村里长辈，都说不知道取名何据，有人甚至笑着说：“讲究这样都是读书人的事，俺是吃番薯的，哪知什么历史什么意义？”

　　大概，他们认为吃番薯的都老土。

　　长大了，读了点书，我开始思考，觉得这名字来自村貌。安揭公路从我们村北穿过，路北边是旱园，南边是水田，界线分明。田是良田，园是沃土。水田种水稻，旱园种番薯。水田那片田野，村民称为田洋。那首《雨落落》的潮州民谣不是这样唱么：公婆“二人相打相挽毛，挽到田洋中……”这“田洋中”就是潮人对田野中的称谓。

　　我似乎明白了，因为村里一半是田洋，所以叫半洋，并非是有一半人过番去南洋。

　　半洋的一半是旱园，种番薯为主。这里的土质可能最适宜番薯的生长，一年四季，都有种的、有收的。品牌繁多，童年的记忆中，松爽的有竹头种，甜润的有山边种，还有不同口感的韭菜种、狮脚种等等，一听就知是村民自己取的名字。因为村里田少人多，大米无法自给，番薯成了村民的主食。吃不完，挑到市上卖。那时，每天都有健壮的叔叔挑着百多斤一担番薯，步行30华里到府城去卖。我家只有一间大房，记得那时，屋里的床下、墙边堆满番薯，常常是长了芽，长长的芽藤伸到书桌（床柜）面上来。这些长了芽的番薯，用来饲猪。

　　记得1991年春，我因公要到泰国去，乡里长辈托我去找在那里经商的宗亲求茂老叔，说乡里的阿娘宫要重修，请他召集过番在曼谷的乡亲捐款。与求茂老叔闲聊时，他告诉我村里来过番的人很少。我说我以为半洋是有一半人在南洋哩。他也笑了，说半洋人吃不了到南洋谋生那种当苦力、砍山芭的苦，有一对兄弟与他同时来曼谷，说这种生活太难熬了，回老家去只要愿吃番薯度日，就不愁饿肚子，于是打道回乡了。

　　我是吃番薯长大的，至今都很喜欢吃，每次与朋友聚餐，不论高档酒店的餐厅或是路边的小饭店，友人问我点什么菜，我都说要一盘甜番葛芋。

　　1960年代，我在一所高等学校当学生，那是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经济困难年代，饭总吃不饱，又正在长身体的青春期，有同学通透我找关系进学校篮球队，每个队员每天补助一斤地瓜（学校有农场，收成有地瓜），地瓜就是番薯啊。其实，我进校篮球队也不用走后门，技术还是过得了关的。那每月30斤地瓜，足使我在球场上生龙活虎。我后来常会改造李春波那首《小芳》的唱词：“谢谢你给我的爱，帮我度过那个年代。”他指的是小芳姑娘，我唱的是番薯大叔。

　　1968年春，县里组织个毛泽东思想宣传团到凤凰镇去，我是团部的文书。我们住在西春村，要与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实际只有同吃一项落实得较到位。我把自己的口粮指标交给农民老尤，每日三餐在他家寄餐。三餐的粥都是稀饭汤，端上碗来不见饭粒。三餐进门，若见饭桌上摆有一大箕熟番薯，立即觉得日子很美好。不久前去西春看望老三同户，老尤的儿子尤启元，现在开着一间炸豆干小店，质量为该镇第一，上过电视，日子已超小康。我与他母亲提及当年见到热气腾腾的熟番薯的心情，不禁都是一叹一笑，又叹又笑。

　　近日，邻居阿波兄来访，提及他刚从老家淇园回来。我不禁埋怨他，怎不带我去淇园！淇园离我老家半洋村大约5华里吧，分属揭东县和潮安县，一在枫江东岸，一在枫江西岸。我怀念的是那时还叫潮安为海阳的那个淇园乡。那时，我们常用番薯到淇园去换草木灰回来作番薯的肥料。

　　记得是日本仔投降后，乡亲们陆续从避难的外乡回来，复耕起荒废的田园。旱园的番薯又绿成片了。有一天，父亲借了邻居叔叔的小木船（叫四肚仔），并请他帮忙，带上10岁的我，沿枫江南行，到淇园去用番薯与村民换草木灰。我们的小木船停在村边一座村民挑水洗衣的踏头（小码头）旁。父亲和叔叔上岸去换草木灰，我在船上留守。淇园村三面环水，四周有许多巨大古榕，很有气派的一个水乡。

　　那天午餐我们在船上蒸干饭，母亲早就准备了每人一个熟鸡蛋，还有菜脯（咸萝卜干）。一位来踏头洗菜的淇园阿婶见我们没炒菜，就要分一半给我们炒。我们说有干饭熟卵已经像过年一样滂沛了，船上无带鼎，也无油朥炒菜，谢谢了。没想她回去一会，竟托一盘炒熟的青菜来送我们。这事我会记住一辈子。我所以想叫阿波带我再回淇园，实在怀念那踏头大婶。

　　下半晌，我们满载而归。木船行在平静而宽阔的枫江上，轻风碎浪落霞，真好清心。

　　我爱番薯，也许跟求茂老叔所断言的一样：经不了吃苦，胸无大志，至今没什么业绩可言。但我不埋怨番薯，倒是十分感谢家乡有番薯这么一种粮食。困难时刻，它挺身而出，“帮我度过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