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写字、印书的规范：自左至右，横排，与古代正好相反：自右至左，竖排。

　　有一位外国友人半开玩笑地说过：中国人真厉害，写字、印书都竖排、自右至左。读中国人的书，要不断地点头；读外国的书，都是横排，阅读时好像不断地摇头，默默地说：“no、no（不、不）”。

　　这位外国友人光从印书的模式谈看法，根本不涉及书的内容，所以我说他“半开玩笑”。其实，关于竖排与横排，写字是自右而左还是自左而右的习惯，还须从文字的起源说起。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是今日通行汉字的本源。甲骨文都在龟板或牛肩胛骨上用刀刻出来的，与用笔写字不同，根本没有向左或向右的讲究。但到了商代、周代的“青铜器时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为何要铸这个钟、那个鼎等礼器，一般都要加简练的文字说明（俗称金文、钟鼎文或大篆）。青铜器的简单制作流程是：先做陶范；（范有内范、外范之分）陶范干了以后，再将熔化的铜液倒进“内、外范”之中间，成型之后，再将陶范打碎，青铜器辄告成。而自古至今的书写习惯都是右手执笔，（左撇子除外。但执笔时用左手，除了右手因为有病痛或故意为之之外，俗称“左书”。）为了书写铭文时不慎被刮蹭，人们选择在内范上从左向右的模式刻写，铸成的铭文就成从右往左的顺序了。而成千上万的青铜礼器之铭文，亦使世人养成书写时从右至左的习惯。

　　与此同时，亦有用竹简、木简等材料书写的形式。竹简、木简的出现，无形地加强了自商周以来之从上而下、从右至左的书写习惯。人们用左手执简、右手执笔；阅读时用右手拿简、左手拉简，一直到纸张出现时还是如此（右手执书，左手翻动书页）。

　　除了习惯外，还有思想理念为主导：古代人以右为大。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渑池之会）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司马贞[索隐]：“王劭按：董勋《答礼》：职高者名录在上，于人在右；职卑者名录在下，于人为左。是以谓下迁为左。”（参见《著《壬癸文钞·古代，是左大还是右大》）所以为了适应这种尊卑理念，古人书写或印书，都约定俗成地从右至左。

　　但亦有人不按“从右至左”的顺序书写，今笔架山韩祠正堂北壁立有一块“曹娥碑题名”碑石，其文就是从左至右（碑刻系根据宋代“群玉堂帖”刻本摄影放大），文曰：

　　国士博士韩愈，赵玄遇、著作佐郎樊宗师、处士卢同观。元和四年五月二十日，退之题。

 韩愈《曹娥碑题名》

　　曹娥碑，原系东汉·度尚为孝女曹娥所立之碑，上刻诔辞，碑石早已不存。今传绢本墨迹（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眉端与左右方有唐·怀素、韩愈等人题字，南宋时尝刻入《群玉堂帖》中。据《昌黎先生集·外集·嵩山天封宫题名》：“……明日观启母石，入此观与道士赵玄遇乃归。”知赵玄遇为嵩山天封宫道士。

　　樊宗师，字绍述。初为国子主簿，元和三年，授著作佐郎，故以官衔称之。韩愈称“宗师议论平正有经据，尝荐其材。”（据《新唐书·樊泽传》）

　　卢仝（同），“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韩）愈称工。”“卢仝居东都、愈为河南令，爱其材，厚礼之。”（据《新唐书·韩愈传》）卢仝终生未出仕，故称处士。

　　“曹娥碑”绢本眉端及下方，密密麻麻地有观看者题名多处，不知何故，时间最早的题名者竟从左而右，害得后来者因此而效仿。韩山韩文公祠正堂北壁还立有一块《谒少室李渤题名》碑（据“宋·星凤楼”刻本摄影放大），文曰：

　　唐吏部尚书韩愈书（小字）愈与樊著作宗师、卢处士同谒少室李君拾遗。

韩愈《谒少室李渤题名》

　　李渤，字浚之，刻志于学，曾与仲兄涉隐居庐山，后徙居少室山（今河南省登封市北）。“元和初，诏以左拾遗召，渤不拜，河南令韩愈遗书敦请，渤心善其言，始出。”（据《新唐书·李渤传》）

　　（按：碑文第一行小字系后人补书。韩愈生前最高官职为“吏部侍郎”，逝世后诏赠“礼部尚书”，“吏”系“礼”之误。）

　　题名碑文作竖行，按自右至左的顺序书写。可见，韩愈的《曹娥碑题名》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特例而已。

《侯王》拓片

　　1985年版《潮州市文物志（以下简称为“老版《文物志》”）·摩崖石刻》【侯王（王侯）】条载：“二字刻于处女窝（今文山亭畔）……其中‘王’字已难辨认，二字隶书阴刻，无款。”又加【按】曰：“一般习惯，旧时书写皆自右向左，因此读为‘侯王’，但二字难解。如果从左至右可读为‘王侯’，据《西湖山志》所载，‘王源除怪石’，则颂称王源的。若此即指王源，则该刻应为明代所书。”但此说可商，理由如下：

　　1.侯王：泛指诸侯。《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意为：“道经常是无为的而没有一件事物不是它所为。侯王若能保有它，万物将自动向他归附。”译文据任继愈先生《老子绎读》）。《史记·项羽本纪》亦云：“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指的都是诸侯。另据《汉语大辞典》：“侯”的诸多义项，包括“古时对士大夫的尊称”。由于先秦时代诸侯国的疆域与后代的州郡地域相埒，故宋代的知州（明清的知府）尊称为“侯”（《永乐大典》引宋元《三阳志》之实例甚多，不胜枚举）。非如“老版《文物志》”所说的“‘侯王’二字难解”。

　　2.“老版《文物志》”谓：“‘王’字已难辨认。”故标题《侯王》后加圆括号注明系（王侯），有自相矛盾之嫌。二字系左行、右行，殊难确定。

　　3.“老版《文物志》”又说（倘假定为“王”字）：“如果从左至右可读为‘王侯’，据饶锷《西湖山志》所载：‘王侯除怪石’……”查饶先生《西湖山志》卷七【石刻·王源除怪石记】，（标题多了一个“记”字作者系潮州知府王源）原注谓：“存·正书。在湖山绝顶，今石倒卧，《记》文半没土中。”一为碑石，一为摩崖石刻，形式不同；一为“绝顶”，一为山腰，位置不合。且“侯王”二字周围全是空白。“老版《文物志》”据“已难辨认”之“王”字再推出“王源除怪石”之典故，其性质属“假定再假定”，且定石刻年代“应为明代所书”，难以服人。

　　4.2022年编迄的《潮州市文物志·侯王》条，因受“老版《文物志》”[王侯]条的误导，在[校记]中又加了据饶先生《西湖山志》卷七之《王侯除石记》且全文照录，亦有值得商榷之处。

　　因老、新版《潮州市文物志》涉及到书写顺序的问题，所以得啰啰嗦嗦地说了不少话。有暇观拙文的读者，笔者谨致歉意。

　　随着书写工具的变更发展，用毛笔已成书法爱好者的“专利”，与此同时，书写、印书等亦早已自左至右地横书、横排（书法作品、作者要求竖排者除外）。世风如此，或许正应了外国友人之改“点头为摇头”的玩笑话。撰此文的意旨，在于告知世人：几千年来，国人书写、印书的习惯，都是从右至左。只要毛笔存在，将不绝如缕，不至消亡。

　　(曾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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