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龟文化（中）

——龟声誉败坏期

　　曾楚楠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龟名赫赫，龟位极高，于南宋覆灭前，龟的声誉臻以完善。但从元代以后，龟的声誉一落千丈，使人听之生厌，中国的龟文化进入了扭曲期。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宋以前的历代皇帝升朝的仪仗，均行鼓乐、鸣炮，打二十八宿旗（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元代以后，改为“鸣鞭”（抽空鞭作响），打“十象”旗（龙、凤、虎、鹿、熊、犀、象、鹦鹉、孔雀、锦雉）。

　　二、改“金质龟纽”之官印为“三台直纽”（即三个基座，印文为八思巴文）式。这与现在还立在拉萨大昭寺前的龟趺状“唐蕃会盟碑”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元代以前“二十二史”，都有为以龟为名的人和事立传入史籍，惟独《元史》中没有以龟为名的立传人物。

　　以上三点，可以作为中国龟文化从元代终止的重要依据。其原因涉及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元世祖忽必烈这位“一代天骄”，以其不可一世的姿态，使中华大地“改天换日”，必然要以草原游牧文化来占领上层建筑，取代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是包括龟文化在内的声誉败坏的基本原因。

　　二是元帝国统一大江南北，是经过几十年的殊死战斗才实现的。凡是主战派的坚硬分子，或在战场上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战士，都是受传统文化包括龟崇拜很深的人物，如杨龟山（时）的弟子、礼部侍郎张九成，因深受其师崇龟的真谛，坚决反对秦桧议和，贬官赶出国都临安亦不悔。又如南宋灭国前七年的太学生刘应龟（竟以“应龟”为名）听知宋帝昺投海殉国以后，终生隐居南山，“卖药以晦”，著有《南山先生集》，颇有“不食周粟”的气概。以致忽必烈以为龟文化就是主战派的精神力量，是导致他损兵折将的“祸根”，故始终惧怕“袭宋繁褥之文，国不长久”的忽必烈，自然要为“长治久安”而贬低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贬龟）。

　　三是以上所述二个主因之后，其它相应因素很多（从略）。值得一提的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该书刊行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距元代灭亡前三年，作者卒于明洪武二十九年），其卷廿八中录有《败家子孙诗》，末联有句：“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作者补记曰：“夫兔撑目望月而孕，则妇女不夫而妊也。妻有外遇，龟喻其夫。”把龟当成纵妻行娼、乱伦无耻之物。陶宗仪多年应举不第，凡事多思，是儒家中以耕读为主的人物，居然写出上面的“补记”，可见，元代“贬龟”，经过90多年的一个朝代已取得的“成果”。

　　平心而论，从历史的全过程看，元代是中国龟文化的扭曲时期（或者说“过渡时期”）。龟声誉的全面崩溃，使之系统化、定型化，还是在明代实现的。

　　朱元璋夺得皇位之后，除了升朝銮驾的仪仗不用牛鞭之外，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元王朝的宫廷文化。如《明史·舆服四》：“百官印信：洪武初，铸印局铸中外诸司印信。”一、二品以上银印，三品至从九品俱为铜印，俱直纽。杂官为条记（钤记，为长方形，未入流者用之。入流者则用方印）。显然明代没有恢复传统的龟纽官印制，这同他本人及其御用文人，都是在元代龟声誉败坏期的时化氛围中成长有很大的关系。

　　清代修的《明史》用197卷的篇幅，为忠臣、奸臣、列女、流贼、方伎、外戚、隐逸、孝义、忠义等类别的3831人立传，好人、坏人包括流贼在内，其中没有一个人以龟为名的，可见，明代龟声誉的败坏到了何种程度！

　　《明史·舆服志三》载洪武三年定：“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明人《杂俎》曰：“娼妓，隶于官者为乐户，又为水户。国初之制，绿其头巾以示辱。”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廿八中又说：“吴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绿头巾，既是官方对娼妓的一种惩罚手段，又是民间对妻行淫邪的代名词（至今世人犹有“戴绿帽子”的詈词）。相比唐代法定的官员着绿衣绿帽为贵的风俗，真有天壤之别！（如今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乌龟撒了一圈的尿，把雄蛇、雌龟放于尿圈中央，“强逼”它们交配。为防雌龟怕难为情，雄龟衔了一叶树叶盖在雌龟头上以“遮羞”，这就是“戴绿帽子”的由来。故事虽然无稽，但却颇有“市场”。明·冯梦龙《醒世恒言·一文钱小隙造奇冤》说：“不像你……作成老公带了绿帽儿，羞亦不羞！”由此证明，“绿帽子”的说法，在明代已进入民众口语之中。）

　　其实，在龟崇拜时期，已有崇龟、贬龟的言论。东汉许慎《说文》说：“龟，旧也，外骨内肉者也。从蛇，龟头与蛇头同。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公式~]之类，以蛇为雄也。”西晋·张华《博物志》亦说：“龟类无雄，与蛇通气则孕，皆卵生。”……类似的记载都是无中生有，属栽赃陷害性质。但发生在龟崇拜极盛的时代，谁亦没去计较。待到龟声誉败坏期，便都“秋后算账”，大家人云亦云，“引经据典”，没有一个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龟辨析。早在《史记·龟策列传》中开列了八种名龟，最后的叫“八王龟”，世人当成“龟宝”之一来追求、崇拜。到元明时，颠倒一下变成“龟王八”，龟于是成了“王八”。（“王”，读音同“忘”、“亡”。清·赵翼《陔馀丛考》曰：“明人小说又谓‘忘八’，谓忘其‘礼、义、廉、耻、孝、弟、忠、信’八字也。”按：实谓“无耻”。）

　　还有一个大问题：从南北朝开始、唐宋沿袭的龟驮碑（龟趺），龟既成乱伦污秽的杂种，岂非极大地污辱了神明圣贤吗？自弘治间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前七子”之一的李东阳在《怀麓堂集》中说的“龙生九子不是龙”之观点一出以后，亦圆满地解决了。所谓“龙生九子”，“一曰囚牛……六曰霸下，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是其遗像……八曰屃赑（潮音读[闭戏]），平生好文，今碑两旁龙是其遗像。”此论出现以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杨慎《升庵外集》、陆容《椒园杂志》、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知名专著皆争相附和。因驮碑的是龙第六子霸下而不是龟；碑旁的龙是龙第八子屃赑，“龙子”维护了神灵圣贤的尊严，世人亦就心安理得。

　　在此风气下，向以医药济世为本的李时珍亦说了糊涂话，在《本草纲目》卷四十五中云：“龟性[~公式~]而与蛇交，惟取龟至瓦盆中，以镜照之，龟见其形，则淫发失尿，急以物收取之。”（《中国龟文化》的作者刘兆元依李氏所教的方法以镜照龟多次，均不见龟有遗尿现象，证明其说无稽）。《本草纲目》对龟的各部位药理功能都做了系统的阐述，亦许是李时珍对“龟就是龟”而不是“神”的求实态度所决定的，但他“龟性[~公式~]而与蛇交”的结论，却是典型的迷信《说文》、《博物志》等权威文献的行为。

　　明代，在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部门中普遍地建了“玄武庙”，应该如何解释呢?这须从“四灵”说起。

　　大戴《礼记·易本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皇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灵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后演变成“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宋真宗为避远祖赵玄朗讳，改“玄武”为“真武”。）由于汉代瓦当“玄武”的图象系“龟蛇纠缠”，导致东汉·许慎《说文》中有“以蛇为雄”为“推测之论”。故南宋·洪兴祖在为《楚辞·远游》作补注时说：“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麟甲，故曰‘武’。”实际上，《尔雅·释鱼》中所指的“摄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夹（呷）蛇龟”（今潮安凤凰山中称“打蛇龟”），是一种“见蛇则呷（夹紧）而食之”的龟。（参见拙著《庚辛芜稿·“玄武”是指龟蛇吗》）

　　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子，初封燕（今北京）王，朱元璋死后，孙朱允   [~公式~]继位，朱棣从燕京发动“靖难之役”，誓师时，称自己是“真武化身”。夺得帝位后，改年号为永乐，加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玄天上帝”，又将湖北太和山改称为“武当山”（取“非玄武不足以当此山”之意）。“小爬虫”式的龟蛇，只好屈尊足下，成为真武像下的“龟蛇二将”。明·余象斗《北游记》说：真武在武当山修炼时，渐入仙道。妙乐天尊大显神通，剖开熟睡的真武肚子，把五脏取出放在岩石下。真武醒来，自觉身轻，杂念全消，遂得仙道。再说时长日久，因受天地灵气，真武剖出的肚成龟怪，肠成蛇怪，在山为非作歹，后真武降服，押向天廷，玉皇大帝封龟蛇为水、火二将，常随真武行法。（至今，“真武肠肚变龟蛇”的传说，还在武当山地区广泛流传）说白了，明代在府库里广建真武庙，其主要原因是为防火灾、水灾，而真武帝亦不是龟而是人格化的“神”，永乐后有关衙门建真武庙有其政治目的而与龟无关。

　　综上所述，龟声誉败坏，元代是开始演变期，明代是全面扩散期，以后是沿袭期。清·王士祯《池北偶谈》“讳龟自明始”的结论，整整晚了一个朝代。

　　（参见刘兆元《中国龟文化·龟蒙冤》，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