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龟图腾族徽

北魏·元显隽龟墓志

北魏·元显隽龟墓志背面

　　曾楚楠

　　提起中国龟文化，人们很自然会联想起“甲骨文”——中国最早的文字。“甲”是龟的腹甲；“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一个偶然的机会，为国子监祭酒（第一把手）、著名古文字家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中发现。不久，王在义和团运动中死去，其收藏的甲骨归于《老残游记》作者刘鹗（铁云）之手。刘又从方若（药雨）处得三百馀片，加上己藏的五千馀片,选择了1600馀片拓墨,于1930年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刊世的第一部甲骨文字的著录书。（这部书的书名很别致，开始与龟文化的“龟”字挂上钩）

　　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的文字，距今已达三千多年。但与中国龟文化比起来，确切地说，还应属“小巫见大巫”，（据科学考证，龟类来到地球上，要比人类早二亿二千多万年）即使是在远古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许多民族部落，均以龟为自己所崇拜的图腾、族徽（见图①。原图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河图、洛书”，最初指天赐的祥瑞、神意的象征。春秋时代的《管子·小匡》曰：“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雒（洛）出书，地出乘黄。(假jiǎ，凭借,依靠。《荀子·劝学》：“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者，而绝江河。”乘黄，神马名。）今三祥未见有者。”后来，汉代的刘歆以河图、洛书来解释《周易》八卦和《洪范》的来源。他说：伏羲为王的时候；天赐以河图，伏羲根据河图画出了八卦。大禹治水的时候，天赐以洛书，大禹根据洛书而陈述了《洪范》。而古文《尚书》假托的〔孔安国传〕说得更神奇又具体：伏羲王天下时，有龙马出河。伏羲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画了八卦；大禹时，有神龟从洛水中负文而出，其背上有数至于九，禹即据此而成《洪范》九类常道，这叫“天与禹，洛出书”。（这都是后人猜想、推测而成文）其实，伏羲、大禹都是很早以前的人物，可以认为，自有中华文明开始，“河图、洛书”的传说就出现了，而相关“龙马、神龟”的形象亦伴随而至。这说明了：神龟和龙马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催生者。

　　自“八卦”创制以后，商代朝廷崇拜龟为天神与人君之间的使者，诸事皆卜，无卜不成行，因此而留下大量的“卜辞”，成为甲骨文的主干。传至周代，亦一脉相承。如《周礼·春官》载：“凡国之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公式~]（同‘视’）高作龟。”“国大迁，大师，则贞龟。”“若有祭祀，则奉龟以往，旅亦如之；丧亦如之。”等等……特别是，周朝还一改尧、舜、禹、商之先例，在宫廷内直接设立“龟官”。《周礼·春官》〔太卜〕的下属，就有“龟人”之设（管理取龟、藏龟和整治龟甲以俟卜蓍等事）。其机构还颇为可观，上揭书〔春官宗伯〕曰：“龟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把中国的“龟崇邦”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到了汉代，龟崇拜又比前代往前发展了一大步。司马迁编纂的《史记》特列了《龟策列传》，其中说：“龟者，天下之至宝也……(龟)生于深渊,长于黄土,知天下之道，明于上古，游三千岁，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动不用力；寿蔽天地，莫之其极，与物变化，四时变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明于阴阳，审以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祸福。以言而当，以战而胜，王能宝之，诸侯尽服……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末句意为：汉代的皇帝把龟视为镇国之宝，诸侯王皆心诚悦服……至今祖庙中设有龟室，把龟像自己的祖宗一样当成神灵。）既然当成神灵，“国之重器”、象征皇位的鼎，上面的花纹要铸成龟纹，称为“龟鼎”；出行的御车要打造成龟形，车的旌旗要绣上龟的纹样，称为“龟车”；向各级臣僚授以“龟印”（《后汉书·舆服下》：“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钮。”《汉官旧仪》：“丞相、列侯、将军，金印紫[~公式~]绶，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静[~公式~]绶，皆龟钮。”）……

　　两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内，龟崇拜基本沿袭汉代的习俗。唐·杜佑《通典·君臣服章制度》中说：“晋依前汉制……皇太子，妃，金印龟钮。”“齐（代）依秦汉之制，皇太子、诸王，金印龟钮。”“陈（代）永定元年<557>,武帝<陈霸先>依梁（代）制，尚书令、仆射，金章龟钮紫绶。”而且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从汉代开始）在勋贵的坟前及各类庙宇的“神道”旁，用石头或白玉刻成“[~公式~]”形碑碣，记载死者或神灵的名讳，供人瞻仰。而到南北朝时，这种神道碑与龟崇拜融为一体（1918年在洛阳北郊的北魏墓群中，出土延昌二年<513>元显隽的龟形墓志。见图②。后来，这种神道碑的形式又发展成“龟趺座”。）北魏孝明帝元诩还把自己登基的年号“熙平三年”改为“神龟元年”(518)。以“龟”为年号，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创举和唯一的帝王年号。

　　唐代，是中国龟崇拜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唐朝贞观年间，以回纥同罗部落置“龟林都督府”（今蒙古中央省东北）、“龟兹都督府”（今新疆省库车县皮朗旧城），把帝王年号改为以“龟”字领衔的都督府。据《通典·君臣服章制度》载：“大唐贞观五年七月，敕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当今人所忌讳的“龟袍”，充斥于朝野之间，“绿色”盎然。《旧唐书·舆服》曰：“（周）天授二年（691）九月，改内所佩鱼并作龟。久视元年（700）十月，职事三品以上龟袋宜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上守下行，皆以官给。”总之，百姓们一见身上佩龟者，既知官阶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又炫龟的荣耀，扬龟之威风。而且生前佩龟的官，死后可以恩赐在墓碑下配以龟形碑座，称为“龟趺”。在此风气下，唐代官庶们名字有“龟”字者，亦比汉代多得多（东汉顺帝永建年间举孝廉，官至度辽将军、京兆尹、五原太守的陈龟，是汉代少有以“龟”为名的人）。如：青海节度使名叫刘崇龟，著名的宫廷乐师李龟年，唐末赠工部尚书叫王龟（字大年）；《新唐书》为之立传的、唐宣宗大中年间的宰相崔龟从；唐末的大学者陆龟蒙（字鲁望，取鲁有龟蒙山，孔子望龟山作《龟山操》之义）。陆把书房名之为“龟房”，把卧床名之为“龟床”。处处以龟为榜样。表明了以“龟”为名的人，从高官向高知阶层、从宫廷向民间发展，龟崇拜在唐代社会普及的趋势。

　　《史记·龟策列传》说：“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兽无虎狼，鸟无鸱枭，草无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为嘉林也。龟常在焉。”真可谓“一方有龟，万福俱临。”龟为吉祥之物，故户中有龟，“万福俱临”。宋代人由此将“榜样”的模式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而进入到人的思想意识深层。宋代又是龟崇拜的最后一个朝代，因而龟崇拜几乎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尤其在一些情操高尚、信守气节的民族精英和清高文人学士中盛行。成语有“程门立雪”一词，据《宋史·杨时传》载：“（杨时）一日见（程）颐，颐偶瞑坐，（杨）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杨时，字中立，生于福建将乐县，幼年在凤凰岩下读书成名，自号为“龟山”。熙宁间进士，高宗时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致仕。于江苏武进县创建“龟山书院”，有《龟山集》传世。这样的人杰，生于龟山，学于龟山，行于龟山，书院名龟山，葬于龟山，自号为龟山，最后留下《龟山集》传人，可谓彻底地“龟化”了。《宋史·道学传》载杨时曾从程颐问学，颐死，复从学于（颐弟）颢。当杨时学成归里，“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杨时的学生多为忠肝义胆的民族精英，可见其一生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

　　宋代以“龟”为名的人很多，如为官清廉、施政有方、后弃官为民的武陵知州刘龟年；敢和不可一世的秦桧“对着干”的监察御史黄龟年等等。潮州“唐宋八贤”之一、坚定的抗金派王大宝，对有意主和的宋孝宗连上了三封奏章，但当年孝宗正宠信宰相汤恩退，反而把他调出谏院，改任兵部侍郎的虚职，大宝只好要求致仕。起居郎（后当上宰相）胡铨恐朝政日非，遂上奏曰：“近日‘二龟’相继引去，非国之福。（王十朋字龟龄，王大宝字元龟，都以直谏出名，人称‘二龟’）。”（据《宋史·王大宝传》）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剑南诗稿》中一个注语中说：“予近以龟壳作冠，高二寸许。”他本来号“放翁”，晚年却自号为“龟堂”。陆游之所以崇龟，据晚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二所说：是取龟“贵、闲、寿”三义。“龟堂”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是在子女、仆役面前，头上戴着龟壳（四周加上二寸高的帮檐），自己毫无羞愧之心，别人亦生敬意。可见，宋代龟崇拜已进入世人思想意识深层，成为举国上下的精神支柱。把祭祀祖宗神明的活动称“龟祭”，祭祀用的酒器叫“龟榼”，象征帝位的鼎称“龟鼎”，品官叫“龟紫”，刺史一级的官叫“龟虎”，系在官印上的绸带叫“龟绶、龟绢”，人高寿称“龟龄”，占卜用的书叫“龟经”，占卜问卦叫“龟筮”，北方边远的地方叫“龟林”，才智不外露或深居简出，宛如龟遇到危险将头尾和四足缩入甲中叫“龟藏”（或称“龟藏六”），古算法叫“龟算”，古钱币叫“龟贝”……

　　宋代，“龟”的称呼已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龟的信仰，已构成物质、意识中较为完整的体系。

　　（参见刘兆元《中国龟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