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饮，指痛饮；纵饮。多指性情中人得志遂愿，于欢欣之下的饮酒行为。其典型非汉高祖刘邦莫属。《史记·高祖本纪》曰：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以歌，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仍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按：指免除赋税劳役）其民，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至邑西献（牛酒）。高祖复留止。张（按：指设帐）饮三日……”

　　刘邦在家乡已待了十馀日，决心“乃去”，禁不住“沛中空县皆至邑西献（牛酒）”，于是盛情难却，又“张饮三日”。俗谚曰：“亲不亲，故乡人。”汉高祖在沛县抛开了万机，尽享天伦之乐；况且从秦末大动乱到汉王朝的建立，中国历史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作为成功英雄的刘邦，可谓“功成名就”而衣锦还乡，观其在沛十馀日与父老乡亲纵酒，教子弟唱《大风歌》（恰与失败的英雄项羽的《垓下歌》即“霸王别姬”大异其趣），翩翩起舞，“泣数行下”的场面，可见“豪饮”的情状。亦亏了太史公司马迁出神入化的生花妙笔，令二千年后的读者能够如临其境，感受到“豪饮”的气度。“高祖回乡”当推为“豪饮的渊薮”！

　　畅饮，指尽情、痛快地喝酒。“畅饮宗”的代表作，当以杜甫《饮中八仙歌》为冠：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饮中八仙”包括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他们在酒肆中畅饮时，不分身份地位，亦不计较入库座次，只知饮酒、会文，尽情享乐。礼部侍郎贺知章喝得醉醺醺，扶上马后摇摇晃晃像乘船一样，终于眼冒金花跌落井中，幸亏水浅，干脆就在水里昏睡。李琎是唐睿宗李旦的长子（唐睿宗让位给唐玄宗李隆基，史称“让皇帝”），封汝阳王，是“饮中八仙”地位最高者，他须喝完三斗后再去朝见皇帝，走到半路，碰见载酒曲的车子，口里又禁不住地流涎，巴不得能从汝阳移封到酒泉去当王。天宝元年晋位为左丞相的李适之是唐太宗太子李承乾的孙子，每天买酒的铜钱上万，饮酒就像“长鲸吸百川”。他夜间宴娱，白天处理公事，几案上没有遗留的公函，嘴唇碰到酒杯就不肯放下,痛饮好酒。（“乐圣称世贤”，指好酒。《三国志·徐邈传》曰：“度辽将军鲜于辅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崔宗之（名成辅，以字行），系崔日用之子，袭封齐国公。他俊美潇洒，是李白的诗友、酒友，年少高傲，一边举着酒觞，一边故作“白眼”，贮望蓝天，那姣美的姿态，宛如“玉树临风前”。苏晋是户部尚书、河内郡公苏珦之子，有唐代“王粲”之称，累官左庶子。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对着绣制的佛像，长年吃素，但一嗅到酒香，醉中便将“禅戒”忘个干净。大诗人李白喝了“斗酒”以后，诗兴勃发，有多篇诗作传世，“自称臣是酒中仙”。在长安市上酒肆中沉醉不醒，连皇帝派人传呼亦不上船。只当过县尉的“草圣”张旭三杯下肚以后，在王、公前脱帽散发、呼叫狂走，当其挥毫下笔时，满纸如云烟飘渺，“自视以为神”。（唐文宗时以李白歌诗、裴旻剑器、张旭草书为“三绝”）焦遂酒量最大，要饮“五斗方卓然”。他有点口吃，畅饮之后，居然口若悬河，注而不竭，故以“高谈雄辩惊四筵”来为《饮中八仙歌》收结。

　　杜甫用如椽的诗笔，为“饮中八仙”的神采写照，堪称是“畅饮”的神髓。

　　暴饮，指嗜酒如命，恨不得将天下“快活汤”独吞的饮酒行为。“暴饮宗”的人物多为历代昏君。《国语》云：“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矣。（意为：有施用女子妹喜献于桀）”桀甚有宠，所言皆从。“作酒池糟丘，为长夜饮于深谷之中。”他敲一通鼓，辄有三千人至池边有如牛一般地饮酒，有跌落酒池而淹死者。大臣谏诤：“离亡国之日不远。”桀曰：“吾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则亡。”遂至亡国。商代之最后帝王纣，自恃“才力过人”，“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据《史记·殷本纪》）十六国时前秦国君符生“耽酒于酒，无复昼夜。”当夺位者符坚（符生之父符健之侄）领兵攻入宫内，他还“昏寐未寤”，临死前犹要“饮数斗”，可谓“醉死”。

　　亡国之君多暴饮，但亦有非帝君且博学多才而暴饮者。如三国时大中大夫郑泉，据魏·邯郸淳《笑林》记载：“（郑泉）博学而性怪异，嗜酒如命。”曾对人说：“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沉）饮之，酒有斗升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又记他立下遗嘱：“必葬我陶家（制陶器的作坊）之侧，庶百年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因豪饮而猝死的人（不包含饮毒酒者）很多，由隋入唐的傅奕是天文学家、哲学家（曾注过《老子》）。他反对佛教，唐高祖曾命崇佛的中书令萧瑀和他辩论，他把对方驳得无言以对，萧瑀只好双手合十诅咒他：“地狱所设，正为此人！”《唐书》本传说他“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也！’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

　　狂饮，指嗜酒成癖，且酒量似海，唯酒是耽而轻世肆志的饮酒行为。说起“狂饮宗”，人们会联想起由魏入晋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这个时期，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酝酿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天下名士，少有全者”，造成极为严酷、恐怖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掩饰自己的行为，又竭力打着“儒家礼法”的旗号，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严酷和虚伪礼教的现实，知识阶层（包括“竹林七贤”在内）的精神苦痛，亦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所以知识阶层只能用“醉酒佯狂”的方式来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违心之事，多少维护了个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导致杀身之祸。但这对英锐高傲、思维警敏、个性强烈、“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名士”来说，实在是痛苦不堪的折磨。从这个角度出发，“醉酒佯狂”的基调，是深沉的愁绪。正如阮籍的《咏怀诗》所说的：“临觞多哀楚，思我旧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苦辛。”（参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

　　随着司马炎的改国号为晋，司马氏集团在权力斗争中逐渐趋向稳固，“竹林七贤”的政治立场便开始出现分野：“嵇康因公开反对司马氏，被其扣上“不孝”的罪名而诛于东市；阮籍虽不改初衷，却已收敛锋芒，韬晦以免祸，郁郁终生；阮咸、刘伶终日放达，醉生梦死（刘伶《酒德颂》曰：“兀然而醉，怳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山涛、王戎飞黄腾达，春风得意而内心苦闷；向秀全神贯注于玄学之研究之中，以一部《庄子注》振起一代玄风。”（见孔毅《魏晋名士》，巴蜀书社，1994.4）

　　不管是豪饮、畅饮，暴饮与狂饮，都是超量饮酒之行为。“饮酒不在多少，贵在适量。”“酒是兴奋剂，饮了一定量的酒以后……控制就难了。常言道：‘一杯两杯人吃酒，三杯四杯酒吃酒，九杯十杯酒吃人。’能够限量自持的人，最为明智，每为史书所称道。”（见何满子《醉乡日月》）

　　贪杯误事，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