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伟龙

　　打开陈先生的散文，你会为满纸洋溢的主体意识和崇高感所倾倒：在《灯光》一文中，显耀的其实是作家向往真理和光明的崇高精神与追求，同时也是对共产党人不畏艰难、战胜困苦，最终走向光明和胜利崇高精神的歌颂；在《宝塔风范》中，体现的是作者对如范仲淹这样优秀的古代政治家爱民如子、从严治军治吏的敬仰，也是对共产党人一切从人民出发、服务人民的一切而最终能星火燎原、万古长青的崇高胸襟与崇高事业的讴歌；而《西柏坡的紫藤》一文，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中创造辉煌和奇迹、领导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秘密的探讨和原因的揭示，而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人有着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以及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等崇高胸怀；同样《井冈山的紫玉兰》一文，更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英勇顽强、不惧牺牲、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最终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崇高品质和伟大事业与气魄的礼赞！阅读此文，让人不禁油然而联想起当代著名作家袁鹰的《井冈翠竹》：豪情满纸、气冲斗牛。更为精彩的是，即使在那些看似与崇高的革命事业与情怀关系不大的散文选题中，陈耿之先生也能独具匠心地表现出内心的崇高感。比如发表在《海外文摘》2015年第10期的“陈耿之散文小辑”的8篇文章中，其中有4篇以“村X”为题，从文章题目中，我们就能一望而知其选题之小了，但其实并不然：《村球》一文通过对自己“在北京奥运会中国男篮挺进八强的前夕赶往韩江东岸锡美村参加一场篮球友谊赛”的记叙，表达了中国农村近三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即使是朴实的农民心中亦有崇高奥运精神的歌颂；《村酒》也同样，文章通过对“乡中姆”要我为下放农村的父亲送自制乡村之酒“六月白”以及自己后来上省委党校前夕乡中姆又托人捎来一坛“六月白”等往事的回忆，表面上是对朴实的“乡中姆”美好心灵的赞美，而更深层的在我看来事实上更是“乡中姆”、“父亲”和“我”等在艰困的环境中始终保持达观、感恩、积极进取和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崇高胸襟；《村食》这一小文更是通过接待从台湾省亲的大学教授自己的伯父对家乡潮汕村食“莼菜鲈鱼之味”的留恋，既表达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中华民族、海峡两岸渴望统一的崇高情怀；而《村乐》一文，则通过自己学习以“弦诗为主体的潮汕村乐”——笛子，以及参加“文宣队”游行表演受人尊敬、追捧的往事记忆，在看似平淡语言和记叙中表达了一位年纪尚轻但却决心学习和继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与保护和弘扬“独具特色的潮汕村落文化的灵魂”的文化青年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的崇高精神。另外还有像《“美人祭”与“鳄鱼文”》等散文，同样体现了作者和文中人物（景德镇市的艾秘书长和社科联吴主席等），立足自己的本职工作，踏实务实，追求卓越，立志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攻克陶瓷制作中的世界难题，打造陶瓷界的世界精品，其实这也是崇高主体精神的表现与反映；而《我心中的名城绿道》一文，通过自己参与潮州绿道规划一事，抒发的显然是自己对为民请命而遭贬、心忧黎元而忘身的唐代文学家、政治家韩愈的崇敬之情，这既是自己韩愈的追慕同时也是自己那种与韩愈相似的崇高胸襟的表达。

　　当然，我们知道，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或体现的精神，并非完全就是作家也则创作主体思想或精神的体现或反映，同时历史上确也存在过“人品”与“文品”不一致，甚至文人有意作假的行为与现象，但不能否定，如果当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其全部作品或至少是绝大多数的作品所体现或反映的思想或精神一致或大体、基本一致时，这时候我们可以说这种精神或思想就是作家或创作主体之精神或思想的体现了。鲁迅曾告诫批评者在进行批评时要“顾及全人全篇”并要拒绝“棒杀”与“捧杀”。那么，按照鲁迅的观点或标准，通观陈耿之先生的散文创作，我们确实可以说：陈耿之先生的散文创作，自始至终表现的就是其创作主体崇高精神，或者说其散文创作，就是其崇高的创作主体精神的反映。因为确实，古人云：言为心声，又说“人品出文品”；朗吉弩斯名言：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音……这都是有道理的。

　　更难得的是，陈耿之先生的散文创作几乎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界经历过所谓的“躲避崇高”之后进行和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更体现出其创作主体精神的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