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小倡

　　“医乃仁道，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于医学的经典表述。王士雄更是恰如其分地总结道：“医道通治道，治国者必察民情，听讼者必察狱情。用药如用兵，为将者必察敌情，为医者必察病情。民情得而政教行，狱清得而曲直分，敌情得则胜权独操，可以寡克众，可以逸待劳。病情得则生机在握，可以御疹疠，可以挽造化。”

　　《大国医》里，王孟英十二岁时，父亲罹患温病，年轻的浦上林医生用甘蔗汁和苦寒药治愈了父亲的病。两年后，父亲再次患病、却没有遇到浦上林那样的良医。父亲给孟英留下“人生天地间，必期有用于世”的遗言撒手人寰。作为一个儒生，孟英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孝心，看着父亲被病痛折磨致死而无能为力，于是他带着这种痛彻心扉的自责，坚定地走上了医学的道路。

　　一代宗师朱丹溪在而立之年因“母之患脾病，众工束手”选择了学医。他心疼辛劳的母亲被病痛折磨，所以买了《黄帝经》，读了整整五年，治好了母亲的病。同是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因其母王氏患病，最后“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母亲去世后，李东垣痛悼不知医而失其亲，他发大愿：“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于是李东垣拜师张元素。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他们出于对父母的孝心选择了医学，在人世间经过沧桑把孝心升华为对众生的博爱。

　　“疾病，人所时有，而命悬于医。医关人之生死，而道贵精。”许克勤亦言，医者“必先晓医道，方能为人悦”。正是因为“医人”乃人命关天，“上则帝王、宰辅，下及庶民，有生死之寄”，因此，古今医家秉持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与人道精神，无不强调为医者术在专精的重要性。

　　清初名医张志聪曾教导门生说：“时俗相沿云‘行医全凭时运’予以为不然。诸生来学，当苦志读书，细心参究，庶可免庸医之责。若凭时运，则何业不可为，而习此苦难之事!设杀一不辜，而救百人，其功不能赎罪。盖救人乃医家分内事，况多有病之轻者，有病之能自愈者，或病虽剧而可救者。”

　　“病人之病，赖医人之医。”“医人”既为医生职责所在，掌握精道的医术，则是其行医济世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历代医家对自身的要求。

　　医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历来以尊重和关心病患的生命安危为前提，同时强调医者应谨慎对待医学事业，不辱使命。“医道至繁，何以得其要理，而执简以驭繁也？余曰：‘病不在人身之外，而在人身之中’。” 程国彭更是在《医学心悟》里一语道破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即医者不应仅只是关注疾病本身，更要关注患者本身。医学关注人道的济民情怀经过不断发展，逐渐超越了医疗甚至医学本身，成为一种治世理念与经世关怀。

　　“治生即治世”，医家经世致用的医道观，从对病患的人文关怀，渐渐关注到医者、患者所处的现实世界。清代医学家汪昂认为，医学为“举世所恃赖，日用之所必需”，“负经世之志，谈经世之务”，遂毅然弃儒学医。

　　御医祁坤少年时学习八股，对诸子旁流亦有涉猎。后师从名儒戴望之，戴氏通经学、长医术，告之曰：“先正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治生即治世也，子盍图之？”祁坤有感于此，遂弃习科举，奋志学医，广泛搜集医书，“一切桐君之所秘，雷公之所传，琼函宝笈无不搜采”，终成一代名医。

　　“医以载道”、经世致用、匡扶救世的理念，是历代医者普遍追求的目标。“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医者应振兴医学造化相维的良法，不仅需磨砺“生人之术”，亦肩负着兼济天下的使命。

　　每值特殊时期，总有医家将眼光投入现实世界，他们不仅履行治病救人之责，还敢于痛陈流弊，匡扶淑世。一时，医人病、救国人以医国疾、救时势，便成了他们心中的愿景。

　　为使吸食者戒烟，两广总督林则徐广求药方。医家何其伟综合十八味药草，悉心研制“戒烟丸”，后经林则徐推广，即著名的“林文忠戒烟方”，被誉为拯救烟民的良方。

　　何其伟在研制药丸后，又广泛搜罗古今医书中治疗烟瘾的医方，撰成《救迷良方》，殷切期望吸食者彻底与鸦片决裂。“今者鸦片之流害遍海内矣，嗜之而死，虽亿兆人奚足恤，然岂无将死未死，忽幡然悔惧，求延残息于顷刻者，是不可不有以苏之。我欲生即生，良方俱在焉。若朝欲其生，夕又忘死，一念为人，而一念为鬼，则亦未如之何也已。”

　　鲁迅为拯救国人，按照其通过医学救国的理想，进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他学习极为刻苦，深受老师藤野先生的赞许。然而，在日本学生眼中，中国留学生是“低能儿”，鲁迅的好成绩源于老师把考题透露给了他，这极大地刺激了鲁迅的自尊。让鲁迅自尊受到更大刺激的是：一次细菌课后放映纪录片，影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侵略军枪杀，而周围观看叫好的竟然是一群中国人，这场面深深地刺痛了鲁迅，他在数月内吃不好烦、睡不好觉，为此曾一个人走进深山里放声悲歌。最终，他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毅然放弃了医学（尽管他在医学上已有所成就），走上了用文字疗愈国人灵魂的道路。

　　中医有言，“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道不仅是结束病痛，“捍卫民生”的治人良法，更是治愈顽疾、治人心，以“补偏救弊”的治世良策。

　　“医道”是医者究天人之际、可供后世效法的一种智慧。《黄帝内经》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医道、诊道、治道。 “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一时，道可流传千古”。 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远。从王孟英到朱丹溪，从张志聪到祁坤，再从何其伟到鲁迅，他们的行医历程固然有经世致用、匡扶救世理念的一脉相袭，但更重要的是彰显了“医道”的力量，“洞明医道”也因此成为了历代医家不懈追寻的精诚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