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韦平

　　晚饭后，到住地附近的东湖公园走走、坐坐、散散心，成了近日的偏好——也许因为连续几周超负荷工作需要减压，也许因为对垂柳情有独钟。

　　小时候，大伯屋前就种有一棵垂柳。稀罕物，整个村子就这么一棵。丈把高，看那垂挂的柳条儿嫩绿鲜亮、摇曳婆娑、活力四射的样子，很是喜欢、羡慕。不过大伯是个老战士，整天板着个“讨债”脸；据说县上派到公社驻点的、腰里别着驳壳枪的“特派员”都经常造访他，光提起名头就能镇住三乡五里游手好闲偷奸耍滑的“刁民”，是个狠角色。加之大伯似乎也没表现对我特别的友好，幼小的心灵告诉我：别走得太近!喜欢,就远远地看着。

　　直到大伯的儿子我的堂哥结婚，趁大伯高兴，征得他同意，才折一柳条儿带回自家屋前栽种，天天浇水小心打理。结果谁也没想到，新发的嫩芽长到寸把就被家鸡啄食了，如此这般反复几次。再往后上中学，就没更多的工夫照料。没把柳条儿培育成大树，至今都有些许遗憾。

　　东湖公园的垂柳，枝条儿成排成排密密麻麻，微风中欣赏，似飘移的瀑布；灯光下反衬，如饱满的稻穗。长长的软软的，随风摇曳，尽显飘逸。不“激昂向上”却洒脱阳光，不争强斗胜却自强成长。默默地展现纯美，馈赠大地以芳香。回想幼时那柳条儿，根植家乡沃土，如果不是鸡仔嘴馋，今天肯定也能和东湖的垂柳同沐蓝天共缀大地了。

　　由家乡的柳条儿想到南海观音菩萨手中的柳条儿，传说具有治病、驱鬼、辟邪、祛毒的神奇功用——观音菩萨一手托玉净瓶，一手拿柳条儿，为人间遍洒甘露，祛病消灾，柳树也因此被世代的人们视为吉祥树。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元旦日、寒食节插柳于户驱鬼辟邪，习俗延续至今。记得小时候，家乡柳树少，因榕树与柳树同有象征吉祥之意，乡亲就用榕树枝代替柳树枝辟邪祈福，几十年过来，家乡形势一片挺好，上下安详物丰人和，想来这一做法也是无甚大碍的。

　　许多记载，有“观音菩萨杨柳枝是漱口齿木”一说，这应该无误。但是，一定时期的人文风俗、祈愿方式常常会通过艺术形式浓缩、沉淀下来，并赋予它更新更美的内涵，存善祛糗、革旧扬新、启迪后世。这是文化发展最美的一面，也是发展文化的目的之一。

　　说起柳树，“杨柳”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词。有人据《古谣谚》《开河记》等记述，认为“杨柳”一词是隋炀帝“御赐”的：开凿运河大功告成，隋炀帝杨广乘大船兴趣盎然沿河而下，突发奇想在运河两岸栽种垂柳，下旨“种柳一株赏布一匹”，资雇百姓种柳树。看着热火朝天的场面，皇帝老儿一高兴，自己也上岸种了一棵，“栽毕，帝御笔题写‘杨柳’，赐垂柳姓杨也”。然而，比隋炀帝早一千多年的《诗经》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足见“杨柳”一词绝非隋炀帝御赐垂柳“国姓”才出现的。实际上，“杨柳”就是柳树，之所以称“杨柳”，是因为古汉语偏义复词造词所致，如国家，周代诸侯封地称国，大夫封地叫家，战国以后国和家开始连用。又如窗户、厉害、好歹、舍得等等。

　　“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这是白居易对当年运河两岸栽种垂柳规模的描述。千里河堤，丝绦依依，清风拂动，袅娜旖旎。景观曼妙场面恢宏，令人叹为观止！遗憾的是，大运河开通仅仅七八年，隋炀帝就因理政不善，国破身死。战乱起处，运河两岸的“柳群风光”自然也难逃厄运了。千百年后，天津保卫战、血战台儿庄、徐蚌会战运河沿线硝烟四起、百物凋敝，当年的“柳群风光”怕也早已销声匿迹，淹没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

　　由此看来，垂柳“长在哪里、长在何时”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长在阿富汗、叙利亚诸地，则注定是不会“幸福”的，整天浴战火吃炮灰，笼罩在弥漫的硝烟中，要是一颗导弹砸个正着，则当场连根拔起一命呜呼了。长在美国也不是最佳选择，长期处在充斥霸蛮、傲慢、欺骗、自私的环境，长着长着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歪脖子树”。唯有长在当下类似东湖这样的环境，应该才是最佳的选择，风景秀丽、平和安详，而且，还能经常收获人们赞许羡慕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