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姚瑞云楼、王阳明出生之地，柱上悬挂两副对联，第一副是“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王阳明著有《大学古本旁注》，对儒家经典《大学》有精深的研究与独到的阐释。第二副是“立功立德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据2018.2.2《中国纪检监察报》)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中引《大学》原文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注语说：“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常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在引《大学》“汤之《盘铭》……”后之注语中又说：“右《传》之二章，释新民。”显然，他是赞同二程改“亲民”为“新民”的观点。

　　自元仁宗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以来，《四书集注》即“朱注”成为钦定的科举用书。于是，《大学》之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说不胫而走，俨然“定于一尊”。

　　王阳明却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说。他在《传习录》中指出：

　　“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

　　《管子·形势论》早已说过：“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焉。”故“亲民”者，亲近爱抚民众且“遇之有实”（即切实践履）之谓也。故王门弟子们归纳为“阳明学”之“三大要”：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正如吴光先生在《王阳明良知心学：结构·精神·启示》一文所指出的：“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这明显地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参见2017、2、4《光明日报》）

　　《大学》、《中庸》，是大概成于西汉初年的《礼记》中的二个篇章，却长期湮没在这部巨著中，未曾引起后人的足够重视。到了唐代的韩愈，才受到特别地关注，认为是体现儒家思想的经典篇章。韩愈在撰写《原道》时，即大段抄录《大学》的内容，如“《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诚意者，将以有为也。”（韩愈《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又突出地宣扬《中庸》思想，此处略）韩愈积极阐扬“修、齐、治、平，正心、诚意”以及养性的思想，开启了宋儒大谈性理先河。宋代理学家特地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编成“四书”，元代以后，定为儿童的启蒙读物，科举命题的依据，有极大的作用和影响。

　　韩愈与程、朱不是同时代的人，根本不知道宋儒改“在亲民”为“新民”的事。他认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大学》之道，即修持自身、践履（将以有为），达到最善的境界，是《大学》之精髓和纲领，并为之终生努力。即使晚年因谏迎佛骨而远贬潮州刺史，在短短的七个多月中，亦采取驱鳄、利农、释奴、兴学等“亲民”措施，成为历代治潮者之楷模。而正如《管子》所言，“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焉。”千百年来，赢得潮州百姓的崇仰、怀念。以至“江山改姓曰韩”。

　　王阳明引孔、孟之“修己以安百姓”、“亲亲仁民”等语，为古本《大学》之“亲民”说张本，可谓切中肯綮。实际上，“明明德、亲民”即修身、践履，就是“知行合一”说。作为王阳明的及门弟子，潮州“阳明学”的领军人物薛侃在《与诸子弟书》中早已明示：“居官则思益其民，居乡亦思益其乡”，即把“亲民”摆在为人处世的重要位置，不管是当官还是为民。

　　嘉靖三年（1524），薛侃任行人司行人，“奉使湖广、掌行辽恭王祀礼，事竣，便道入潮归养。”（饶宗颐《薛中离年谱》）至嘉靖七年方回京师。四年期间，开中离溪，“又建通济桥，并修砌桥路三十馀所。”（薛侨《中离公行状》）特别是开溪一事，据现存潮安金石镇塔下乡中离溪畔碑亭、由薛侃撰书的《开溪记》所述：“此溪一通，农者利灌，商者利贩，居者利运，行者利舟楫”，洵为“亲民”之举。即使是嘉靖十年（1531）薛侃任行人司司正期间，因上《复旧典以光圣德疏》陷入党争乱局，遭受廷鞠，后冤情大白而被削职为民、还乡“明农讲学”以后。据《行状》所述，薛侃于襄建宗山书院后，复有筑涵善举：

　　有上、中、下莆三都之田，旱涝弗登，众请先生议作涵闸以启闭。间有弗便己私者惑众谋沮。先生曰：“以益众乃为，弗便斯已矣。”（以上几句意为：中间有（因筑涵闸）无法满足自己私利的人出来迷惑众人企图阻挠善举。薛侃说：“能惠及大众的事可做，如果确实带来不便那就算了。”）一夕梦曰：“休声（美声）远播三十里，德泽还留在一方。”先生以告父老，父老曰：“年少不可以谋始，可以乐成。斯可就也（年轻人不可以参予筹划，但乐于成功。这件事可以干）。”及成，旱有灌，而涝有洩，岁大有秋（收成），民感焉，亟欲立碑祠以报，先生弗许。

　　筑涵闸的过程虽碰到一点挫折，但最终还是修成了，使上、中、下莆三都的田地旱涝保收。筹划过程中，薛侃坚持“益众乃为”的准则，逢事又多和父老们沟通，因而工程进展顺利，效果显著，真正体现了“益众乃为”的“亲民”宗旨。及至乡民“感焉”而欲为其竖碑立祠以报答时，薛侃又“弗许”，认为是“亲民”的份内事，不愧为王阳明的高足！但先生“亲民”出自本心，必然会收到“民亲焉”的回报，就在中离先生辞世后不久，乡人已将先生与土谷神同祀，《祝文》中有句曰：“卓哉中离，德与神合，惠流州里，感不能忘。谨奉大司正中离薛先生配。尚飨。”并赠以对联曰：“雨顺风调，神显春秋祀报之典；民和俗美，众思中离先生之功。”（参见陈椰《薛侃集》附录三【行状、传、记、祭文】）

　　明·黄佐《中离山记》谓：当年薛侃在中离山讲学时，“乡士大夫若黄子国卿、成子子学、郭子维藩、林子光祖、杨子日赞、杨子惟执。处士若陈明德、郑万化，罔不（中）离山是游，景行行止。”上列乡士、处士，皆潮郡名人。如揭阳黄国卿曾“授温州推官，折狱赈饥，民德之。”郭维藩，曾任户部郎中、临安知府，“母安人卒，服阙不出里居。值寇掠，筑寨守御，民多利赖之。”（据雍正《揭阳县志》）成子学，海阳人，“少事王阳明，得良知之旨……授峡江令，邑故多邮传杂派，子学裁革过半……有无主荒粮，里胥相缘为奸弊，延累无已，为请于上官均摊，阖县无偏枯……累官苑马寺卿。生平与吉水罗洪先往复寓书，阐明理学。崇祀乡贤，建坊。”（亁隆《潮州府志》。其它人从略）所开列的名士，都是崇仰“阳明学”者，居官、居乡，皆以“亲民”为践履主旨，故潮州自韩愈以来之“亲民”传统，蔚为社会风气，不断发扬光大。

　　稍后，嘉靖五年（1526）季本（字彭山）由河南道监察御史以言事谪揭阳县主簿；嘉靖十四年（1535）刘魁（字焕吾，号晴川）任潮州府同知，与薛侃时相过从。季本“尝从新建（王阳明曾封为新建伯）授良知之学，至邑倡学校、行乡约、旌别善恶、修举废坠，有利必兴，有害必除。”（雍正《揭阳县志》）刘魁“受业王守仁……升潮州同知，所至爱民，扶植风教。”（亁隆《潮州府志》）地方志乘惜墨如金，未免过于简略。据饶宗颐先生《薛中离年谱》［嘉靖六年］条所载，“秋告季本重建龙头桥。桥为宣德壬子<1432>僧惠庆修，弘治间仅存其半。先生<薛侃>告主簿季本重修，并为《记》云：‘计费三百二十有奇，肇功嘉靖六年秋，期年告成。’”［七年］条曰：“初，季本推行乡约，以（阳明）先生所定十事酌为三十四条，普行一邑。并上呈阳明，阳明批委潮州府通判张继芳，历属县督令各县勤习。”……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刘魁到任，薛侃“讲学中离山，魁常盍簪（按：指士人聚会）取益。”（《阳明全书·陈海涯传》）时薛侃门生郑三极辑录老师在中离山讲学语录编成《研几录》，薛侨在《研几录·跋》中谓：“是录也，山居诸友录其所尝闻耳。《录》成，贰守刘晴川先生至，访离山，乃命工锓梓。”乃知刘魁曾主持《研几录》之刊刻。

　　总之，有季本、刘魁等同门芸友、现职官员的弘扬、推动，“阳明学”中属“三大要”之一的“亲民”学说自能得以广泛传播，且历久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