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潮州八贤”之首赵德，曾编过一部《昌黎文录》，这是宇内问世最早的韩愈诗文选集，值得潮人为之欣慰与自豪！

　　关于《文录》的编纂，北宋吕夏卿在《书（昌黎）文集后》说：“疑德亲受本于公。”乡贤刘[~公式~]（俗称刘龙图）亦在《文集跋》中说：“唐元和中，韩文公谪宋于潮，郡人赵德以文行为公所知，授以平生所为文，德序而藏之。”此后，“韩愈向赵德‘授以平生所为文’”的说法，几成定论。

　　这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旧事。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无妨先看看当年赵德撰写的《昌黎文录序》：

　　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杨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己不杂其传。由佛及聃、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是以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燋铄，斯文灿然。德（自称）行道学文，庶几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于斯，将所以盗其影响。僻处无备（完备），得以所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实以师氏为请益依归之所云。

　　（据顺治《潮州府志·科名部》，赵德是大历十三年进士（778），比韩愈大约年长十几岁。韩愈曾当过四门、国子学博士，故末句意为：“<我编《文录》的目的>实际上是想以教授先生作为请教的对象、依归的目标。”是一句写序言的客套话而已，并不表明赵德、韩愈之间，真有“师生”的关系。请参见拙著《拙庵论潮丛稿·赵德科名辨析》，中华诗词出版社，2008年7月）

　　从赵德自撰的《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下列数事：

　　1、由“蓬茨中手持目览”一语，可定出编《文录》的时间。蓬茨，指用茅草作屋顶的房屋，泛指贫穷者所住的陋室。《汉书·王褒传》谓：“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颜师古注：“蓬茨，以蓬盖屋也。”因而，“蓬茨中”三字，大体可确定为：赵德编《文录》是在韩愈贬潮之前，他尚未受命“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主管）州学事”即进入仕途之前若干年。有人会问：赵德既然是“大历十三年进士”，为何尚未入仕？那是因为，唐代科举制度规定，登第进士任官前，还须经过由吏部主持的如“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俗称“释褐试”，即“脱下百姓褐色衣服换上官袍”的意思），合格者方能授官。落选者要入仕，须应聘到节度使、观察使、州刺史等大员幕府中任职，再经大员向朝廷推荐，获准以后方成为“官”，与宋代以后一登第即授官的规定有别。（韩愈一生参加过七次考试，四考进士方登第，三试吏部皆失之交臂。至贞元十二年（796）29岁时方入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府，任汴州观察推官。正沿此入仕途径）赵德果真是大历进士的话，也许是未通过吏部的“释褐试”，又是从边远地方到“人生地不熟”的京都，没有大员们招聘、投靠，故登第后回到家乡，依然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布衣”，所以用“蓬茨中”三字，应该说非常妥切。

　　2、《序》文中用“谬”、“盗”、“私”等字眼，已充分证明了，赵德编《文录》，确非韩愈“授以平生所为文”。

　　《序》文首句即谓“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圣人之徒”固然不等同于“圣人”，但起码可归于“圣贤之域”，何况是“圣人之徒”韩愈所“亲授”。然而下文却说，“（《昌黎文录》）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于斯，将所以盗其影响”，岂非自相矛盾？“谬”，有“背戾乖违”义。（《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而“盗”字之盗用、盗窃义，不言自喻。故上文的两句话，意为：“《文录》之所以没有让韩公的作品置之于圣贤著作的领域，而妄自移录于此地，是为了要盗用韩公的影响。”

　　接着，赵德又说：“僻处无备，得以所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这更是毫不夸张的大实话。在交通不便的唐代，地处荒僻地区的潮州，要完备地收齐韩公的诗文作品，谈何容易？北宋吕夏卿在《书（昌黎）文集后》中说：“《文录》所载皆韩文，自总七十五首。”吕氏是目前所知的最早使用《文录》的学者，他的话自可徵信。可知赵德“得以所遇”的，仅是韩愈诗文的一小部分，而“次之为卷，私曰《文录》”中，一个“私”字，已把编《文录》的过程，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果是韩愈向赵德“授以平生所为文”的话，那么《文录》收录的篇数会这么少吗？（据通行本《昌黎先生集》粗略统计，韩愈贬潮前仅文章便有三百多篇，还不包括如《顺宗实录》的《文外集》与诗集）况且，既是韩公“亲授，赵德在《序》中，尽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和盘托出，那里还需要客客气气地说些类似“谬志于斯”、“盗其影响”、“私曰《文录》”的缺底气的话呢？

　　对此，嘉靖年间潮州知府郭春震倒是看出了端倪，他在《潮州府志·人物志·赵德传》中虽然也沿袭旧说，谓韩愈“以平生所作文授之”，但在“德读而序之曰”之后，引《文录序》开头一段至“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杨雄所授受之实也”，然后加以评论曰：“即其所言，则其中有定见、是非，已不缪（乖违）于圣人。然德崛起于盛唐，文章气节，卓有植立，为潮学宗，固非待昌黎兴起者。”给赵德以“已不缪于圣人”的高度评价。遗憾的是，此后的府、县志编者，大概是认为在人物传记中掺入编者的观点，不符合修志的体例，对郭知府的看法，概不采纳。于是，直至清代末年，地方志中的“赵德传”依然是“韩愈‘以平生所作文授之赵德’”的几乎清一色的记载。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核心人物，后人推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但韩愈生前，其文章并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他的好友和上司、宰相裴度就曾经严厉地批评韩愈“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甚至呼吁“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与李翱书》）然而，僻处边陲“蓬茨”中的赵德，却独具慧眼，对搜集到的韩文“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称誉韩愈为“圣人之徒”，并预见韩文必能“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燋铄（熔化），斯文灿然。”还把“得以所遇”到的韩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这真是了不起的眼光与举动！以生而并世之人，有此远见卓识，赵德堪称为韩愈的知己、知音。

　　出乎赵德意表之外的是，他多年欲“请益依归”的“师氏（教授先生）”韩愈，竟然因谏迎佛骨一事而贬来潮州任刺史，不久且“惺惺相惜”地任命赵为“衙推官”，成为可以经常“请益”的上司。但韩愈在潮州只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又忙于治潮方针的制订与实施；赵德“专勾当州学事”，也是事务杂沓、繁忙，因此两人在一起“谈诗论文”的机会，恐怕不会太多。于是，相关联的实际问题便来了：赵德编《昌黎文录》，韩愈知不知道？韩对此事的态度怎样？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文录序》中“私曰《文录》”的一句话，本已说清，但嫌过于简短。为说明事情的“真相”，笔者不得不斗胆作点臆测：

　　赵德编《文录》，韩愈肯定知道，而且明白赵多年来“得以所遇，次之为卷”之艰辛。故当他离开潮州以后，特将在袁州等地撰写的文章抄送给赵德。（据刘真伦先生在《昌黎文录辑校》中考证，《文录》中创作年代最晚的作品为《南海神庙碑》<820>、《越州刺史薛公墓志铭》<821>，都是在离潮州后所作）其次，《文录》是韩文选集而不是全集。既然是选集，选家即编纂者自然有他独特的入选角度、标准与凡例。韩愈深明其理且出于对赵德的敬重，对编选一事采取“尊重编者，绝不干与”的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正因为没有原作者韩愈参与其间，所以《文录》的篇目才会那么少，而赵德在《序》中才敢于写上“私曰《文录》”的话。这也从反面证实了“韩愈以平生所为文授赵德”一说之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