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智超

　　张爱玲说：“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一种袖珍戏剧。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张爱玲爱极了旗袍，也爱设计旗袍，在设计中展现出了惊世骇俗的勇气。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的设计。她的旗袍既有感性的叛逆，又有挑剔的优雅，就像她自己，孤傲而从容。

　　在张爱玲心中，旗袍是一种个性、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是一种能体现与他人不同的存在。她曾说：“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她最难容忍地是，与别人穿着相同。

　　在一张黑白照片中，她穿着半身旗袍，手插于腰肩，微微昂头。她仿佛看透了这一世的风景，她的骄傲，她的姿态，都藏在了那张旗袍照中。那是孤芳自赏、难觅知音的高傲和清冷；那是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寂寞；更是高处不胜寒的清寂与孤凉。她可以低到尘埃里，却还要傲然地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笔下每个女人的旗袍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同的布料，迥异的风格，华丽、朴素、妖冶、知性，性格如穿衣。她用那支生花妙笔，一只手穿过旗袍，一只手戳穿人世，把风情韵致、人世味道写进了旗袍里。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穿着磁青薄绸旗袍的葛薇龙，成熟里亦有几分妖娆。《半生缘》中，穿着浅粉色旗袍的曼桢，质朴、善良；而穿着苹果绿软长旗袍的曼璐，一出场便是风尘。《封锁》中，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的吴翠远，人如其衣、平淡如水。《倾城之恋》里白流苏脱下来的那件月白蝉翼纱旗袍，大概是被月光浸泡过的，弥漫着爱情的强烈味道。

　　旗袍陪伴了张爱玲的一生，也见证了她一生的爱与愁。胡兰成说，张爱玲对服饰是极其的讲究，高挑的身材再搭配精致的容貌，简直就是民国第一美女，宛如出水芙蓉，没有见到她不动心的。初见胡兰成时，她倾城的姿态和才情，把旗袍穿成了一幅水墨画；热恋时，她喜欢穿桃红单旗袍，散发着香气。可是，知音一时，却难以一世。她穿着旗袍，慵懒在躺椅上，念着：“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她为了他，可以低到尘埃里，满心欢喜，可终究尘埃里是无法开出花来的。

　　后来，张爱玲去了美国。身在异乡，衣袍便是故乡。晚年的张爱玲越来越简淡，对人世几乎无欲，唯独对旗袍还有几分痴恋，她依然经常穿着浅底洒着竹叶的旗袍。她曾说过：就是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无论什么时候旗袍都没有离开她，她连离开这个世界都是一身红旗袍，带着上海四十年代最绚烂繁华的底色，带着她的倾城与傲骨转身再见。

　　有人曾这样描绘，张爱玲是穿着丝质碎花旗袍，以色泽淡雅的形象，出现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坛的。她的一生，纠结着时代和命运，融合着传统与现代，从不寂寞，却很孤独。她用自己的倾城美学，赋予了旗袍更鲜活的生命，也演绎出旗袍下独有的冷艳与孤觉。那是曾经绚烂一时而后平和闲淡的生活，也是繁华过后的沧桑和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