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版《汕头市志》卷64第九章［音乐·曲艺］谓：潮州音乐之形成，可追溯至唐代。据明·廖用贤《尚友录》卷四记载：隋朝协律郎陈政晚年于唐初入闽垦殖，其子陈元光精通音乐，永乐（笔者按：唐代无“永乐”年号。陈元光向唐王朝上《请建州县表》应在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初年官封漳州镇抚，素以乐、武治化潮、泉二州著称。意思是：潮州音乐的源泉头，可追溯至“隋协律郎”陈政及其子陈元光。（立论允当与否，此处苟置之不论）

　　隋、唐有二位陈政。《隋书·陈茂传》：“（陈）茂子政，字弘道……炀帝时，授协律郎，终唐梁州总管。”

　　饶宗颐先生总纂之《潮州志补篇·人物志》谓：“陈政，字一民，光州固始人……（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獠啸乱，民苦之……朝廷以（陈）政刚果敢为……统岭南行军总管事，镇绥安（后来建立之漳州府属县）……仪凤二年（677）四月卒。”唐朝建于618年，也就是说，字一民之陈政，为国捐躯时已六十岁（古人皆算虚岁）。假如他20岁时已当上隋炀帝的协律郎，到仪凤二年已八十岁，耄年仍驰骋沙场，有这种可能吗？

　　《尚友录》作者不明就里，将唐代的陈政混为当过隋代协律郎、字弘道的陈政，可谓误人不浅。话说回来，即使是唐代的陈政确曾当过“隋协律郎”，他就真的精通音乐，以至成为潮州音乐的“祖师爷”了吗？于是，我们就必须了解古代的“协律郎”这个官衔的性质以及其职责之所在。

　　协律郎的前身，可说是汉武帝时置办的属临时差遣性质的协律都尉，晋代改称协律校尉，至北魏时才改为常设性质的协律郎（从五品上阶）。隋唐因之，隶属太常寺。《旧唐书·职官志》【太常寺】谓：协律郎是太常寺之属官，有二人，正八品上阶。其职责是：

　　掌和六吕六律，辨四时之气，八风五音之节。凡太乐，则监试之，为之课限。若大祭祀飨宴奏于庭，则升堂执麾以为之节制，举麾工鼓柷而后乐作，偃麾戛[~公式~]而后止。

　　上引文中，专用术语颇多，宜先试作释读：

　　律、吕原是用竹管制作的类似笛子一样、用于校正乐律、月令的器具，共十二管，口径相同，以管之长短来确定音的不同高度。从低音管算起，成奇数（阳）的六个管叫“律”，成偶数（阴）的六个管叫“吕”。以葭莩（芦苇）之灰置于律管中，可以候验节气变化。律管因此又称“灰管”（或“灰 琯”）。如节候变易，则相应的管灰飞动，冲开覆于律管口上的缇素（橘红色丝绒）【《隋书·律历志上》：“每其月气至，与律冥符，则灰飞冲素，散出于外。”】此即《千字文》所高度概括的“寒来暑往，律吕调阳。”而上引《旧唐书·职官志》“掌和六吕六律，辨四时之气，八风五音（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中》：“古者八音谓之八风。<襄二十九年传>：‘五声和，八音平。’谓八音克谐也。”）之节”这几句话，是指明协律郎的第一职责，乃在于协谐“律吕”，而这个“律”，包括“历律”和“乐律”，即月令和音准。

　　“凡太乐，则监试之，为之课限。”是协律郎的第二职责。太乐，即“大乐”，是特别典雅庄重的音乐，用于帝王祭祀、朝贺、燕享等典礼。《旧唐书·职官志》：太常寺另有“太乐署”，其机构相当庞大，仅“文武二舞郎”就有一百四十人，故主管官员太乐令定为从七品下阶（比协律郎高一阶），其属官有丞、府、史、乐正、典事、掌固（保管）等共34名，加上“舞郎”总计174名。这才是专业的宫廷演奏机构。每当正式演奏时，协律郎只负监督、检试的责任，并掌握演奏的时间（为之课限）。至于以下“若大祭祀……举麾，工鼓柷而后乐作，偃麾戛敔而后止”几句话，则是协律郎职责“为之课限”的细化而已。（柷：方斗形的木制乐器。鼓柷：敲击“柷”。古代奏乐之初，必先击柷。《辽史·礼志》：“协律郎举麾，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左五钟皆应，工人鼓柷，乐作。”戛敔：敲击叫做“敔”的乐器。宋·周密《武林故事·册皇后仪》：“皇帝降坐，入东房，戛敔<声乐停止>。”）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了解到，协律郎的职责主要有两个方面：协谐律吕（包括律历与音律）；在“太乐”演奏期间，负有现场监督与掌控时间之责任。至于专业演奏队伍，则有级别较高的“太乐署”去管理、实施。也就是说，协律郎只是太常寺的属官，其职责范围虽与“音律”有关，但须加以说明的是，“音律”指的是“音”的律吕、宫调，正如《庄子·徐无鬼》所说的：“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宫、商、角、徵、羽，是我国古代定音调的五声）《汉书·武帝纪》亦说：“协音律，作诗乐。”其中的“音律”，与后代泛称的“乐曲”、“音乐”也有不同的涵义。因此，协律郎是属行政管理的官员，不一定精通“音乐”，更不能与作曲家、演奏家划等号。比如中唐之协律郎萧悦，就不是以“音律”而是以善画竹擅名于世。白居易有《画竹歌》赞之，中有句曰：“人画竹身肥臃肿，萧画茎瘦节节竦。人画竹梢死羸垂，萧画枝活叶叶动……举头忽见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

　　协律郎虽是太常寺的常设官，但名额只有二人，且品位仅为正八品上阶，是名实相副、品卑位轻的“冷官”。因此在唐代的中晚期，地方大员如节度使在辟置幕府时，协律郎往往与大理评事（从八品下）、校书郎（正九品上）一样，成为大员举荐幕僚所加之虚衔。为潮人所崇仰的韩文公，就曾二次接受过这样的虚衔。据李翱《韩公行状》所载：

　　汴州乱，诏以故相东都留守董晋为平章事、宣武军节度使，以平汴州。晋辟公（韩愈）以行，遂入汴州，得试秘书省校书郎，为观察推官。晋卒……（愈改投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奏为节度推官，得试太常寺协律郎。

　　上文所说的“观察推官”、“节度推官”，是职务。“试秘书省校书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则表明按“正九品上”、“正八品上”的标准发给薪俸。（按唐制，担任某一官职，但不是经过吏部正式任命的，须在官衔前加一“试”字。这意味着：虽有此衔，但不必在相应的衙门任职）这一方式，是唐代士子进入仕途的另一出路。韩愈25岁中进士，此后四年却连续三次在由吏部主持、决定任职的“博学宏辞”考试中落选，所以才靠董晋、张建封的荐举，叩开通往官场的大门。

　　韩愈的挚友孟郊也当过协律郞。孟郊46岁才中进士，50岁方由吏部任命的溧阳县尉，不久又因故辞官。韩愈在《贞曜先生（孟郊私谥）墓志铭》中说：“去尉二年，而故相郑公尹河南，奏为水陆转运从事，诚协律郞。”（注曰：元和元年十一月，以郑余庆为河南尹、水陆转运使。李翱公司洛中，与郊善，荐之余庆，以为判官）地方大员的举荐，朝廷一般都照批不误，因此孟郊虽然从未到太常寺任职，世人平时也以协律郞相称（除非他官阶品位提升）。孟逝后，贾岛悲痛万分，连作几首悼诗，其中的一首，诗题就是《吊孟协律》。

　　可见，协律郞有实任、借衔两种形式。即使是实任的协律郞，其职责也不一定是专业的“音乐家”方能胜任，更不用说是由地方大员荐举、旨在“借衔”的“试协律郞”了。那种一看有“协律郞”的头衔便以为某人一定精通音乐的“想当然”的论点，亟待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