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见于《孟子·离娄上》，文曰：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君子以为犹告也。”

　　意为：孟子说：“不孝顺父母的事有三种，其中以没有子孙为最大。舜不先禀告父母就娶妻，（为的是怕没有子孙，因为先禀告，妻就会娶不成）因此君子认为他虽没有禀告，实际上同禀告了一样。”（据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关于“舜先禀告，妻就会娶不成”的细节，杨先生未提及，此处略加说明：舜的父亲固执倔犟；母亲专横无理、不忠不信;而父母偏爱的弟弟名叫“象”的更是傲慢无理。但舜依然对父母很孝顺，对弟弟也很友爱。母亲死后，父亲又娶妻生子，并想杀害他。在这种情况下，舜当然不便将娶妻的打算“禀告父母”。）

　　至于“不孝有三”，上文没有解释。故汉代的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说：

　　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赵岐的注释，对于当今的读者来说，可能还有点“格格不入”，为此，笔者不惜墨费，再做点阐释：

　　所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是指：迎合偏颇的意旨，违心地服从，使双亲陷于不义的境地。汉·刘向《说苑·建本》所记载的一件事，也许可加深对以上两句话的理解。转录如下：曾子在瓜地里除草，不小心锄断了瓜根，他的父亲曾晳大怒，拿过大棒来打曾子。曾子被打得昏厥倒地，一会儿才苏醒过来，急忙站起来对父亲说：“刚才我得罪了父亲，父亲用力教训我，您的身子应该没什么事吧？”接着又退回屋里，弹瑟唱歌，想让曾晳听到歌声，知道自己没事了。孔子听到这件事，交代看门的人：“曾参来时，别让他进来！”曾子认为自己没有错，便随人去问候、请教孔子。孔子说：“你听说过瞽叟（老盲人）有个舜的儿子吧。舜侍奉父亲，如果是找他来使唤，舜好像就等在身旁；如果是找他来杀掉，从没有让父亲找到过。（像舜那样）见父亲拿小棒就让他打几下，拿大棒打就跑开，以避免他暴怒。现在你曾参明知父亲暴怒却不跑开，等着父亲打，万一打死了，岂不是使父亲陷于不义之罪名么？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孝吗？况且，你不是天子的臣民吗？让父亲承受杀天子臣民的罪名，那该是多大的罪名呢？”对这件事，刘向也不得不感慨地说：“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门，有罪而不自知，处义难乎？（要使自己的行为都符合‘义’的要求，岂不是很难吗？）”《说苑》成书的年代虽然距离孔子逝世约四百年左右，但书中所载的孔、曾之间的对话，并非向壁虚造。这可从曾子自己编辑的《孝经·谏诤章第十五》中得到印证，文曰：

　　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可见，孔夫子历来不赞同无原则、是非的“从父之令”即所谓的“愚孝”，主张以“身不陷于不义”为旨归。而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以“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的注语，亦深契儒家创立者之“道”。

　　“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字句之义浅白，一望即知。《孝经·开宗明义章》谓：“子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是行孝道的“三段论”。如何事亲？《孝经·纪孝行章》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焉，然后能事亲。”其中之“敬、忧、哀、严”，属精神层面，而“养则致其乐”则属于物质层面，养，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家境贫穷，双亲年老（意味着丧失谋生能力），你还“不为禄仕”（意为：不谋求维持生计的职业）。“自命清高”的话，那就是“二不孝”。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即“士”的主要出路就是求仕以领取俸禄。《礼记·曲礼上》描述“士”的人生历程就有句曰：“四十曰强，而仕。”故对于“士”阶层来说，“不为禄仕”就是放弃尽孝的责任。

　　“不娶无子，绝先祖祀”是“三不孝”。在家、国同构，并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时代，血缘之延续，就是基础中的基础。如果“不娶无子”，后嗣断绝，孝道将如何体现，宗法制度将如何延续？故把“无后”列为第三种“不孝”，理有必然。

　　“不孝”既然有“一、二、三”之分，赵岐在注《孟子》时，又何又加了一句“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呢？原因无他：注释须忠实于原著。既然《孟子·离娄上》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句，赵岐的注语当然要相应地增加此句，以求完整。（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在“不孝有三”的注释中亦援引起赵岐的注语，但末句未引录）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知《孟子》一书，虽有“万章之徒”参加编写，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孟子》与《论语》（系孔门弟子辑录先师言行而成）二书在行文风格上的明显区别，似在篇幅的长短与文学色彩的强弱上。“不孝有三”一语，是为舜的“不告而以，为无后也”一事作铺垫，故孟子不依古礼“三不孝”之次序，随意地加上“无后为大”的判断语，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正如杨伯峻先生在《孟子译注·导言》所说：“孟子援引史事，常常主观地加以改造，以期论证自己的观点。稍读《孟子》书就会了解这一点，这正是孟子辩论的手段。”

　　两汉以来，世人（包括皇帝，如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已将《论语》与《孟子》并列。五代后蜀主孟昶把《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南宋的朱熹把《孟子》列入“四书”。元文宗时，封孟子为“亚圣邹国公”，明世宗去其封国爵号，只称“亚圣”，从此，孟子正式成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圣贤。明、清规定科试八股文的题目要从《四书》中选取，且要“代圣人立言”，故读书人不得不把《孟子》一书烂熟于胸。于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语,亦就“板上钉钉”，移易不得，且成为世人口头语，普及至全社会。

　　此外，“三不孝”还有另一种说法，指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元本高明《琵琶记·张大公扫墓遇使》：“他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这三不孝逆天大罪，空打醮枉修斋。”但这一说法知之者甚少，影响不大。因题目言“三不孝”，故附带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