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舟

　　元代大画家倪云林有句论画竹的名言：“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在文人雅士看来，绘画无非是借外物之形象以写胸中之所有，所以强调“意趣俱在笔先”，否则胸无丘壑，笔下只能是些死山死水，毫无神韵可言。而这“胸中之所有”，不仅是师法自然，笔墨技巧，更主要的还是内心修炼，品行、学识和修养。明代文征明认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仅仅在笔墨技巧上玩弄花招，至多只能达到艺匠的工巧，没有个性，没有灵气，称不上真正的艺术创作。

　　书法与绘画在这点上是互通的，所谓“书如其人”。国外一直通行以笔迹来推测人的个性气质智愚，这不能完全看成是迷信或无稽之谈。书法艺术的生机，有赖于作者的人格力量。书法外“道合自然”，内“字为心画”。猥琐之人，笔下难成磅礴气势；旷达之士，运笔自然豪放纵逸：清高之人，字必拙朴潇洒；屈节之人，字必媚俗流滑。人品鄙俗，胸无点墨者，不论其笔墨技巧如何娴熟，都不可能达到真正高雅的艺术境界。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在书艺评价上格外看重人品，他说：“书虽一艺，与性道通，固自有大根巨在。”因此，他对颜真卿、岳飞等富有气节之士特别敬重，甚至通过学习他们的书法以学习他们的为人。他在诗中说：“从来书画贵士气，经史内蕴外乃滋。若非拄腹有万卷，求脱匠气焉能辞?”

　　假如无知无识，书画将难脱俗气。要写出好字，首先要有高尚的人格。而人格的修炼，主要又在于心灵的净化，胸襟旷达，超然物外，视功名、权势、富贵为身外之物，以虚静之心返璞归真。古代文人净化心灵主要有两条路径，或走向山川，归隐大自然，让大自然之美来陶冶性情，虚净心灵；或读书明理，丰富知识，艺术地生活处世，从先贤哲人继承人类文化之精华，苏东坡便有“读书万卷始通神”之说，在此同时，寄情于高雅的艺术——琴棋书画，从而陶冶性情，使生活充满艺术情趣而远离世俗。对人格的注重反过来又影响到对作品的鉴赏。人品为人所推崇者，即使技巧不高，只因其神韵生动，仍被视为珍品。相反，人品低劣者，即使技巧纯熟，仍被士人所不齿。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的“蔡”了。宋代四大家中原有蔡京，蔡京“笔法姿媚”，确有一定的造诣，但后人因其人品不佳，将他排斥于四大家之外，而以蔡君谟代之。

　　书画界另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便是赵孟頫。赵孟頫多才多艺，诗书画俱工，尤其是书法，被视为继颜真卿之后的又一代宗师。“篆籀分隶真行莫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而贬抑者说赵字软滑流靡，李伯桢称赵字为“奴书”，康有为更是认为学赵字者将会“堕阿鼻牛犁地狱”。固然，赵字确有软滑之流弊，然而，对赵孟頫的指责更多的是因为他身为赵宋宗室而仕新朝，被视为失节。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评价道：“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

　　文人书家大都赞成“书如其人”之论，所以在热爱书画的同时，也非常注意自身的修养。但对人品的评价，内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说，在唐以前文人对人品美的概括是侧重于人的心灵自由，不太强调儒家的“忠、孝、节、义”，那么宋尤其是南宋以降，对人品美的概括则偏向对忠诚、气节等伦理方面，“失节”似是人品的最大污点，因而在鉴评其书时，也往往予以讥贬。这也是文人在评价明末清初的几位书家时，推崇倪元璐、黄道周、傅山这些明遗民，而对王铎则颇有微词的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