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燕璇

　　80年代的时候，乡村里大多数人家都是用灶烧火煮食物，虽然那时候开始有印煤烧煤，但毕竟大伙裤兜里的存钱不多，所以大多数人依然用柴草烧灶生活。我家那时候就有一个大灶，大灶连着一个双联灶。两灶灶坑相通，可以同时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大灶配的是一个大鼎，主要是年节用来炊粿，卤鹅；平时用来炒菜和烧水。双联灶配的是两个锅，一个是36公分大的，主要用来熬猪菜，24公分大的是用来煮饭。30年前的烧灶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灶的一切，我都很喜欢。

　　记忆中七八岁的我坐在大灶前，拿着缠好的“草闲”一个一个往灶坑里塞，一灶红红的火热热的，暖暖的……

　　“草闲”其实就是干稻草团，为了烧灶方便，便把一小捆一小捆的干稻草缠成一个一个状如“8”字型的草团。“草闲”的大小与灶火口的大小相合，这样烧起来火均匀，又方便安全。

　　每年收割水稻之后，田地里便晒满了稻草，稻草晒干之后，人们就会一大捆一大捆的运回家，或堆在楼阁或堆在屋后或堆在巷口。一有时间主妇们就会便把稻草缠成一个个的“草闲”，这是她们生活中的一项大工程。

　　记忆里除了母亲坐在草堆里忙碌身影之外，还有一个老人的身影，她是我奶奶的二妹，我们叫他二老姨。她那时50岁出头，身材和我奶奶一样矮小，体型也一样胖。脸上的皱纹比我奶奶的多，更像是我奶奶的姐姐。那年我奶奶摔断了手，她便来看望，也跟着爷爷奶奶“食伙头”，四天轮一天到我家吃饭。以前家里养了不少的家畜，活儿多，她忙里忙外的，从不闲着。印象最深的是她坐在草堆里缠“草闲”的样子，她左手拿起一小捆干稻草，然后右手迅速抓住草尾，敏捷的折下三分之二，又把草尾一分为二，往后折，藏进了草个里。这样一个“8”字型“草闲”就叠成了。那时候七八岁的我就坐在她一旁，一边帮她把缠好的“草闲”叠在一起，一边听着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她的人生，她的故乡……不知为何，这温馨的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童年的夜并不像现在的夜一样，处处灯光明亮，那时候夜一到来，整个乡村被黑色吞噬。即使是有星光，也只是把夜衬托得更黑暗。小时候时常断电，每家每户也甚少有蜡烛的，大家只是点着土油小灯，安放在高处，弱弱的昏黄的灯光照到家具上，家具的影子黑压压的印在地上，落在墙上。屋里还是昏暗的。这个时候坐在灶前烧火是最为幸福的事情。通红的灶火在灶坑里烧，印红了烧火的小手，映热了脸蛋，闪亮了眼睛。在黑夜里，灶火有一种令人心安的力量。每每夜幕降临，从田地里匆匆回家的母亲淘好了米，切好了猪菜，倒满了水，点好火，便喊我带着妹妹过来烧火看火，她自己便去忙碌其他家务。我坐在灶前，妹妹坐在我旁边，我一边烧火，一边把麦粒放到灶里，听着“啪啪”的声音，看着在火焰中跳舞如同开花一样麦粒变大了，我就赶紧用准备好的小铁钩子把爆好的麦花挑出来，那麦花掉到地上，我又立刻用手捡起来，和妹妹开心地吃起来。

　　我最喜欢的是正月十二的晚上，灶火从午后一直延续烧到深夜，因为正月十三是村里的大老爷节，所以十二日早上家里就开始做红粿，杀鹅，下午就烧灶了。烧火的事自然就落在我这个小孩子的身上，先用大鼎猛火开始炊粿。一大鼎可以炊二十几个红粿，一般要烧三鼎。母亲只是隔一小段时间来查看一下粿炊得如何。炊粿的时间不算长，大约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可是卤鹅却需要花上三四个小时，下午四五点才开始烧火，到了夜里七八点才完成，然后会改慢火烧水。那时的我，虽说要在灶前坐上好几个小时，但我一点也不闷，闻着粿的香味，鹅的香味，吃着自己爆的麦粒花，内心还有隐隐的快乐。烧水的时候，就只需看着灶火不灭就行，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巷口玩，有时玩木头人，有时玩“呜”，有时玩“跳海”，但也不敢跑远，正月里的天有时很冷，冻凉了，我就赶紧回到灶旁，烧个“草闲”，借个火，暖和暖和。

　　还想起另一欢乐的事，在物质贫乏的年代，也许每个人都掏过猪菜锅吧。老灶简直就是一个大的保温瓶。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的肚子早就叽里咕噜叫着，一进门，我就冲到双联灶前，用手摸一摸灶壁，如果热乎乎的，我就知道母亲去田里之前已经熬了猪菜。我赶忙揭开锅盖，用一支铁勺子在猪菜里翻找，每次都可以找到我的食物，母亲或在里面留了几个小番薯，或是留了几串豆子。我把它们翻出来放在瓢里，坐在灶前开始享用我的美食……

　　烧灶的日子早已远去，但那段朴实有温度的岁月却永恒，成为一代人独特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