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佳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人类在相互的交往中寻求安慰、价值和保护。”莎士比亚则说过：“交际是人生的幸福。”当然，交际这种幸福不是在大桥洞下、荒郊野地里就轻轻易易地产生的，它需要一定的“载体”作为凭藉。

　　俱乐部这玩意儿是种舶来品，在西方，最早约出现于1670年，初期有个名词叫“沙龙”，指的也是这桩事儿。以前，像雨果、梅里美、柴可夫斯基等等文学家、音乐家，他们的小说和音乐作品，就是在沙龙里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或有资力有闲情而又懂行的贵妇人共同切磋琢磨而创作出来的。中国古代文人的“修禊”，须在一定特殊的日子才举行，不是经常性活动，所以还算不上“沙龙”、俱乐部什么的。

　　从前中国没有俱乐部，如今连“星巴克”都喝上了，俱乐部当然也开始时兴了，成了某些人专有的团体。也有的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婉转一点称之为“会所”。哎哟，番薯、地瓜，红薯，不就是一码事吗？

　　以前，中国的票友会有点像俱乐部，喜欢唱京戏的聚在一起，他们的活动场合，顶多无非是公园的凉亭，工厂工会的文化室，或者某村子的“闲间”罢了。打牌、下棋的人哪里有这种团体？大多数是碰到一起就玩一下，常常玩的也不组织起来。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热衷组织俱乐部，目的就在亲近自己喜欢的人，规避自己不喜欢的人。据说在俱乐部里，可以舒舒服服地吃香喝辣，饮酒，吃“私家菜”，会朋友，说“私房话”，商量（或交易）某些事情。参加某个俱乐部似乎成了身份的标志。

　　不过，究其实，真正有理性的富有的达人贤士并不热衷于参加俱乐部。这种状况，正如外国的社会学家的一项研究，他们曾经调查过很多观众，得出一个结论：最常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其实是经济状况中等偏下的小布尔乔亚，因为，只有他们才有闲时间、闲情调和闲钱去上电影院。富翁当然不缺那几个钱，他的工作时间不受“八小时”的限制，晚上他还要研究伦敦的金价、预测股市的升跌，怎有空闲时间呢？再说，真想消遣的话，他自有诸多去处啊。

　　我想，工薪阶层也应该有俱乐部。参加者可以组织远足队，登山团，购物组合，交流教育孩子、厨艺和家庭理财的小经验，互相照顾，分享心得。种种分享也真不错，比如谁种的芥蓝自己吃不完，就送给会友；谁会修理摩托车，替会友服务，不收报酬；谁人的远方亲友旅行到本地，临时提供食宿，等等。这件事不是办不到，在内地，亲友间多有这种举动，利人利己，独乐共乐。这样的俱乐部，将大受群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