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老年人的记忆能力很有趣。近期的事情，往往记不住、甚至达到转身即忘的程度；而提起久年以前的人事，却话题不断。我仔细想想，似乎果然如此，近五十年前到乡下当小学代课老师那段经历，每当忆及，仿佛就在眼前。

　　1964年岁末，我在居委会待业不久，便有机会到乡村当代课老师。那是不需要通过什么关系而又手续正规的事，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县劳动局、县教育局、公社教委，一级级相关部门郑重其事地开具介绍信。我代课的第一站是龙湖公社阁洲小学，当身高体壮的体育老师用自行车把一个稚嫩的少年载到学校时，我感觉到许多老师和学生十分惊讶的眼神。而我立即被触动的是听到了一阵阵童声合唱的潮曲：“阿姆是潮安大坑人，地主压迫她反抗……”，这是现代潮剧《松柏长青》的主唱段。我这个从读小学便喜欢观看和聆听潮剧的戏迷，好像遇到了久违的老友，有点兴奋，忐忑不安和手足无措立刻抛到九霄云外。后来才知道，那是学生们正在上音乐课，整个学校教的都是这一唱段。我没有弄清为什么这样安排，但前些年每逢听到“潮曲进课堂”的呼吁时，便会想起这件事。

　　我在阁洲小学呆的时间实在太短，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能留下清晰印象的人和事实在不多，连校址到底在上阁洲还是下阁洲都没有弄明白，更别说村容了。在那段短暂的日子，我代的仅是四年级的算术课，节数不多，显得很清闲。经常忙的是下午放学后，跟一位姓林的美术老师到村里四处写大标语，他在墙上画出一个个的美术字，我负责涂上红油漆。他有时跟我聊天，总是称我“陈老”，那口气品不出是幽默、调侃还是冷嘲，或许是我生活阅历极其有限的缘故吧。他是与我打交道最多的一位老师，为人不错。其他的领导、老师几乎连身影都没有留下，众多的学生更加模糊不清。学校放寒假了，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便离开了阁洲小学。人生跨入社会的第一步，虽然有点糊里糊涂，所幸没有出什么差错，总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

　　翌年春节过后，我又接到通知，前往枫溪公社古板头小学代课。说真的，经过初次实践，这一回我显得从容老练些，很快就弄清古板头有几个自然村，学校坐落在谢厝村。我代的还是四年级的课，当班主任，所有科目全包。干了整整一个学期，总体的感觉是非常愉快、充实。有趣的是，不久前刚被称为“陈老”的我，到了这里却成了“小陈”，课余，时常有学生跟在后面起哄，此起彼伏喊“小陈”，我很不满却有些无可奈何。有一天，我很生气，转身挟起一个身材瘦小的学生到了校务处，性格温和的校长吃了一惊，问明情况之后，批评了那个学生。他走后，校长轻声告诉我，这个学生是六年级的班长，是个优秀的学生。我顿时哭笑不得，也恍然大悟，难怪我没有多大的力气，就能够把他挟到校务处，而他却乖乖没有挣扎，其实我只比他大了三几岁。

　　因为我后来加入业余文艺创作的行列，所以对一件事格外怀念。学校决定进行一次文艺节目演出，每个班都要出节目。我心血来潮，自己动笔写节目，记得是一个方言快板：“北风呼呼紧如弦，操场有人在做年……”，题材是学雷锋做好事，可惜后面的句子全忘光了，这应该是我写的第一个文艺作品，没有保存下来，有点遗憾。表演这个节目的是班里一个调皮好动却颇有天分的学生，他绘声绘色、动作配合语言、有板有眼，演得非常出彩。至今，他的名字和机灵乖巧的形象仍烙印在我脑际深处。他是谢厝村人，如果偶然看到这些文字，不知道是否记住自己这段少年时期的趣事。

　　幸福的时光流逝更加飞快，放暑假了，我只好又一次收拾行李走人，离开时竟然有些不舍，但有什么办法？代课老师的性质决定了其流动性。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友善的同事们和纯真的学生们给我的感动、情谊带走，珍存下来。四年级原来的班主任是精明能干、待人热情的林老师，她的家在近郊农村，小俩口住在西马路一条小胡同，我离开学校后，还曾多次登门拜访她，后来失去联系，直到1991年夏，她从广州回家探亲时，我从业的工厂刚巧办在她的家乡，她竟专门到厂里看望我，虽然只是简短的叙旧，彼此都感叹不已。

　　新学期开学了，我接到枫溪公社教委通知，到陈桥小学签到。我猜他们是认可我的工作表现才主动安排的，心中欣然。确实，经过前两站的历练，我已经有了驾轻就熟的感觉，可以说代课已经入门了。到校没有多久，我便弄清校址在十亩村、后人家村还有一个分校，甚至连许多老师的来历都大致了解。不过，我与公办老师很少有谈得来的，总觉得不少人师道尊严体现得太充分，女的矜持、男的傲慢，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耍大牌。反倒是村里几个民办教师，充满青春活力，为人随和没有架子，更容易交流。至于与学生相处，简直可以用如鱼得水加以形容。我仍然教四年级的语文，兼教分校二年级的算术，接触的学生多了，分享的快乐当然也增多，还和几个六年级的同学成了朋友，课余时间一起打乒乓球、到他们家或闲间串门聊天，引起六年级班主任的不悦。

　　陈桥大队名声很响亮，“五分地上闹革命”的事迹上过中央级报纸。陈桥小学沾了光，成为枫溪公社重点小学之一。校长是一位文武兼备、精力充沛的女将，落实上级布置的任务不遗余力。公社举办教师文艺节目汇演，她亲自率领女教师排练展现渔家姑娘飒爽英姿的舞蹈，还决定再排一个男教师表演的节目，我便身不由己被卷进去了。节目形式是方言表演唱，内容是两位乡村老汉夸奖农村新生事物“耕读班”，只记住其中的几句歌词：“前面就是耕读班，书声朗朗好动人，本地教师教子弟，亦农亦读思想红……”。我的搭档是一位本村的民办教师，稳重成熟，应该不是头一回演节目，他带着我排练，一段时间后，有点像模像样。没有估计到，在公社礼堂演出时却砸了，显然因为紧张，调没有起准，唱起来很别扭，反腔背调，效果可想而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上舞台正儿八经演文艺节目，结果丢人现眼，虽然没有挨批评，但领导失望的神情已经够让人难受了。

　　时间进入1966年初，那时全国各地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连学校的教室里也出现了大字报。学校放寒假，我平静地回家，与以往不同，这次有学生帮着提行李陪伴。此后四十多年，我一直与陈桥村、陈桥小学的学生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撰写的散文《携去心旌片片》、《没有举杯的祝福》等均取材于这段经历。那年春节过后，有一位六年级的学生到家里转告我，枫溪公社教委让我继续代课，我眼睛一亮，可一听是到另一所新的小学上任，兴致霎时间消失，决定不去。我的乡村代课生涯终于划上句号，重新到居委会待业。

　　俱往矣，狭窄的村道、破旧的校舍、无邪的童真、纯朴的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