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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潮州文化田野调查与文化比较功课
——潮州文化探源工作座谈会专家代表发言摘登
2022-11-04 09:13:22 来源 : 潮州日报

  潮州文化,从何而来,走向何方?为彰显潮州历史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昨天下午,我市召开潮州文化探源工作座谈会,邀请潮州文化考古、方言、民俗、非遗、潮剧、文献等研究领域的专家代表齐聚一堂,深度挖掘潮州文化,为深入实施潮州文化探源工作献智献计,共同推进潮州文化传承发展。本报记者整理潮州文化探源工作座谈会上多位专家代表的发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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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伦伦(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文化学者、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国际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潮州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

  潮州文化中保留了很多中原文化。语言中保留的语音特点和词语,经过与古代文献和兄弟方言的比较研究,可以知道属于哪个年代的。例如潮州话中保留了上古复辅音声母的痕迹,保留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晓匣归见”等古音特点。

  潮州话是中原汉语与南方越族土著语言融合而形成的汉语方言。潮州话词语里的一些词语,口语性很强,它们是来自文雅的古代汉语,也正由于这个特点,潮州话被认为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它保留了古代汉语各个历史层次的语音和词汇的元素。

  潮州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思想的表达工具。方言既是方言区人民的交际工具,也是乡土文化的载体。从我们使用的母语方言及其所承载的乡土文化看来,都保留了中原主流文化各种因素。

  潮语除了是乡土文化的载体之外,它也是潮人思维及其思想表达的工具。在潮州话中,折射潮人的心态或者文化性格,体现了潮汕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最集中的表现是在谚语里。谚语是潮人千百年来劳动生活的经验总结,知识性强,如农业谚语、气候谚语、行业谚语(包括戏曲谚语)等。例如“五月龙教囝,六月天奔龙”(这是指农历五六月之间的雨天不断)、“四月人卖梅、五月煠草粿”等。

  潮州话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方言,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其词汇的库存量变大,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选择更加充分。潮州人的足迹走遍了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潮人尤其多。潮人与所在国人民沟通接触和融合,使得语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

  潮州话是潮人的精神家园,方言是文化的载体,地方戏剧、地方文艺、方言歌谣、相声、小品、歌曲等,都得以某一方言为其表现语言,如果对其进行研究,就属于“文化方言学”的范畴。其实,母语(方言)还是人的思维工具,对于母语(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方言,以方言为载体的各种文艺、文化形式就会逐渐消失。最后,连说这种方言、以这种方言为思维工具的族群也会逐渐消失。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潮汕方言:潮人的精神家园》,从哲学、文化、社会的角度研究了潮汕方言。潮汕方言是连接海内外4500万潮人的精神纽带,在离家乡越远的地方,母语(方言)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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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君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副院长):

  研究保护文化资源 提升潮州文化影响力

  潮州历史文化资源丰厚,特色鲜明,具有较高显示度,但是在相关研究、保护、开发利用和传承等方面仍然有较大开拓空间。

  我认为,要提升认识高度,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的框图中、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开展潮州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其认识核心在于探讨潮州文化纳入中华一体格局的动力、过程、路径及其特征。

  要重视自然环境与区域文化发展的联系。潮州文化是流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历史耦合,也是人力与自然力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历史结晶,潮州文化探源、保护和传承,需要以承载力和适宜性的“双评价”作为切入点,揭示区域环境在地方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潮州历史文化溯源的要点在于韩江流域史地研究和民族文化研究。陆地方面的关注点在于流域文明、文化走廊、中心聚落等,海洋方面的关键词是节点、门户、湾区,比如柘林、凤岭、樟林、汕头等潮州外港和南澳岛等,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重心在于交往融合。

  潮州文化特质的总结概括,需要统筹分析流域、三角洲和湾区的共性特征,关注流域社会(内河航运)、港口经济(海洋贸易)、河海联运、唐宋边城(文化融合、族群交融)、明清海外移民等内容。

  潮州历史文化传承的制高点,在于潮州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城乡现代化建设和城乡治理的有效衔接,从公众文化产品的打造入手,尝试多种文化遗产保护路径和文化传承模式,其定位不止于从“文化”到“经济”,而是定位在从“文化”到“社会”,甚至是从“文化”到“文化”。

  此外,要对接国家关于考古、文博、文化遗产、文旅融合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政策和重要举措,发挥考古学在潮州历史文化溯源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潮州文化的影响力和显示度,尤其需要考虑潮州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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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远(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特聘教授、岭南民俗研究所所长):

  潮州民俗文化在中华文化源流中具独特价值

  潮州的地理位置俗称“国角省尾”,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潮来到此地,他们带来的传统文化也在这片大地沉积下来,经过世世坚守代代传承,形成一片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许多在原来文化中心地带已不多见的文化事象还存在潮州人的生活之中。

  在潮州人所传承的传统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便是传统民俗特别是礼俗。礼俗在上古时代便被定为地方治理的重要制度。我以潮州的几项传统礼俗为例,就有关潮州民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问题谈谈看法。

  “出花园”是潮州流行的成人礼俗,至今还存在潮州人的生活中,甚至居住在外地的潮州人,也在为子女举行“出花园”仪式。几乎每个潮州人都曾经历过“出花园”,但汉族其他地方却很难见到这种习俗。成人礼在古代颇受重视,“出花园”是潮州人的生活财富,也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在潮州,“出花园”不分男女都以十五岁为成人,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程序,其中“换肠肚”用吃猪肠肚寓意换成成人“肠肚”,脱离童年;用状元竹洗澡寓意高中状元长成人才,有“谕其志”之意。“出花园”这个不可多得的成人礼俗应该加以保护与传承。

  “拜月娘”是潮州另一项重要的礼俗。中秋之夜,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天台、阳台、街边摆上供桌香案,摆满月饼、瓜果和纸扎祭品,由家中女性行祭拜之礼,这便是“拜月娘”。在其他地区,中秋节主要是体现团圆之意,节日活动大都以吃月饼、观花灯、赏月为主。实际上,祭月之礼是上古王朝的重要祭礼。在近现代的其他地方,还可以看到七夕拜月乞巧的习俗,但中秋拜月礼很少见。由此可见,潮州的中秋“拜月娘”是一项不可多得的连接古今的中华文化宝贵财富。

  潮州工夫茶艺是中国茶文化的瑰宝。中国古代的饮茶以宋代为巅峰,宋代的饮茶重心在点茶、斗茶等茶艺茶仪,明代以后饮茶重心转为茶饮,即品茶。直至今天,全国各地不乏各种名茶,但多见茶饮,少见茶艺茶仪。只有潮州工夫茶仍然保持以茶艺茶仪为重心,家家户户全民传承,二十一道工夫茶艺至今还活跃在现实生活中。潮州人走到哪里就把工夫茶带到哪里。潮州工夫茶是海内外潮州人的生活艺术与礼俗。

  潮州民俗文化在中华文化源流中所具有的独特而突出的价值显而易见。因此,对潮州民俗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实施大力保护和发扬,是文化复兴的时代重任。需要进一步提升潮州民俗文化的价值,将潮州民俗文化对于中华文化探源工程的价值、对于增加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价值、对于增强海外潮州人文化向心力的价值、对于当代潮州文化建设的价值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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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岩(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业委员会委员):

  挖掘浮滨文化 打造岭南瓷之源

  今天,我要谈的内容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学术背景下,对潮州先秦时期浮滨文化的一些基本认识,并在较为宏观的时空中,探究潮州文化发端及影响和地位。 

  浮滨文化的遗物发现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考古调查(大埔县),但由于陶瓷器发现数量有限,学界尚未有足够重视;直到70年代之后的浮滨遗址发掘及大埔县古墓葬的发掘。学者认为,它们与其他先秦时期原始瓷(青瓷)及陶器、石器等都有所不同,是新发现的先秦遗存,故此将其命名为“浮滨类型”,直至为浮滨文化;浮滨是最早经过发掘的此类遗存所在地,故此以其名命名之。

  目前所发现的浮滨文化遗存主要为墓葬,墓葬之随葬品最主要的特征是酱色釉原始瓷。根据研究,浮滨文化的年代相当中原商王朝的早中期至晚商阶段,分布范围在粤东及闽西南。

  在文明探源、中国化的研究中,浮滨文化及原始瓷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在哪里?浮滨文化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出现酱色釉原始瓷的考古学文化,与瓷器起源研究关系密切;三代时期的中原北方是以青铜器为标志的古代社会,而东南沿海则是以原始瓷、几何印纹陶为主的文化区,构成了大青铜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历史图景,浮滨文化是其中著名的一例;从科技史的角度而言,浮滨文化的原始瓷可以成为岭南瓷之源。

  对岭南瓷之源的浮滨文化酱色釉原始瓷进行调查保护,是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主要原因是我们目前对浮滨文化原始瓷的认识还有许多空白之处,这些原始瓷烧造的窑址尚未发现、对所用瓷土的产地与特征了解甚少等。

  我建议,要在潮州开展“岭南瓷之源”项目,先调查摸家底,对境内现有线索进行考古调查与复查勘探,力争发现窑址或其他相关遗迹;建立浮滨文化原始瓷器物数据库,适当时候可出版图录;与省院、北大展开合作,积极推动科技考古工作,推进原始瓷科研工作,扩大影响力;与历史时期陶瓷考古相关联,打造岭南瓷之源、海丝瓷之城系列文化品牌,为潮州文化探源及文化自信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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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俊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重视笔架山窑遗址考古 推动潮州文化传承发展

  潮州历史底蕴深厚,素有“岭东首邑”“岭海名邦”“海滨邹鲁”的美称。历史上的潮州地理范围要比现在大很多。开展潮州文化探源工作,我们的眼光不能仅限于现在的潮州市范围。

  开展潮州文化探源工作,不能离开各个时代的具体历史背景,我们要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同时要特别重视考古发现的各时代古遗址、古墓葬、古港口码头等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充分挖掘、研究、保护、阐释和有效利用已有的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成果,整合多学科综合研究力量,共同为潮州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而努力。

  我主要关注考古发现的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勘探、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就目前潮州唐宋以来的历史考古研究来说,我认为,应该以笔架山潮州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突破口,推动潮州宋、元、明历史文化传承发展。

  笔架山潮州窑是潮州历史上陶瓷手工业的杰出代表。推动建设笔架山潮州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号召的需要,是广东省“十四五”时期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需要。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位于湘桥区韩江东岸的笔架山西坡,潮州笔架山窑遗址考古工作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式考古发掘工作有四次,分别是1958年、1972年、1980年和1986年,共发掘11座宋代龙窑。

  2012年开始,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4次对潮州笔架山窑遗址相关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有不少新发现和新突破。最具突破性意义的是2020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在宋窑遗物堆积层中发现宋代房屋基址。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首次发现与宋窑窑业相关的房屋建筑遗迹,具有特别重要的科研价值。

  2022年,笔架山窑进行第五次正式考古发掘,目前该项工作正在进行。已发现宋代龙窑遗迹一段,包括火塘和一段完整的窑床,全长约14米,基本确认属于1986年考古发掘的十号窑窑头段。这段龙窑窑头段的完整揭露,把1986年发掘的残长79.5米的十号龙窑补充完整,龙窑长度接近100米。这是潮州笔架山窑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宋代龙窑中保存最完整的龙窑,也是长度最长、规模最大的龙窑。

  我认为,运用先进的考古发掘理念、采用最新的考古发掘技术和方法,并整合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力量,有计划地组织开展系统性、课题性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今后有一段时间潮州笔架山窑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持续进行的潮州笔架山窑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将为大遗址保护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潮州市文物保护示范区建设等项目提供考古研究方面的强力支撑,为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做出考古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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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双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山大学文学博士):

  让“潮起来”的潮州文化“潮下去”

  潮州文化无处不在,潮州文化千姿百态。得益于老百姓对乡土文化自珍的传统,得益于饶宗颐等潮州学人以及潮商帮的桑梓情怀,得益于韩愈开创的官员文化事功的榜样,在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大发展、城乡历史风貌大变脸的粗放发展模式中,以潮州古城为代表的潮州传统文化得以幸免“开膛破肚”“弃之若敝”,为岭南文化、为海内外潮人保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空间。

  虽处“省尾国角”,但潮州传统文化亦不断展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收获习近平总书记“弥足珍贵,实属难得”的点赞,迎来“高光时刻”,潮州文化开始“潮起来”。

  我认为,虽然潮州文化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现在的学院派学术主流似乎多从事微观学术研究,更多的是研究具体的学术问题,缺少足够的学术视野。潮州文化研究更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学术视野和发展平台。

  潮州文化探源是一个偏学术范畴的话题,主要探讨从哪里来、怎么来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明了潮州文化之然,而且要从理论上去解这个“然”;不仅要知其所以然,明了自身发展脉络,明了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国家文化系统中的位置与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明了其背后的发展逻辑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支撑力量,提炼潮州文化有别于别的文化的禀赋与特质。

  为此,新时期潮州文化需要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文化形态与精神特质等重要理论问题。需要认识、梳理、研究其文化基因、文化形态与精神特质;需要从千年维度、百年维度、当代维度认识潮州文化鲜明的海洋文化禀赋,需要从构成要素与文化形态、文化属性、文化品格等角度提炼其精神特质。

  潮州这样一座地级市,何以能成为文化大市?我认为,如何让“潮起来”的潮州文化继续“潮下去”,打造文明新形态的潮州样本,是潮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战略任务。基本路径是以鲜明的海洋文化禀赋与精神特质为主题梳理其最具代表性的文明成果和文化遗产,并在国家级文化平台下重新整合文化资源、提炼时代精神特质、形塑国家IP、讲好潮州故事,构建潮州文化国际文化资源配置枢纽,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让潮州文化焕发现代魅力与时代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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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卫群(资深媒体人、潮剧研究学者):

  新老文化人共同努力让潮剧呈现大雅大俗

  潮剧是南戏流播潮州,至迟在明中晚期完成在地化。晚明之后,异方戏剧相继南来,为潮剧的演变提供养分。清朝时期,潮剧在与诸声腔的激烈中急速发展,最后与潮州当地地理环境、民性相谐的潮剧成为“赢家”,到19世纪后期,单单普宁方氏一家,已有潮音上百班。此后,潮剧成为当地戏剧的主流。

  我认为,潮剧流变有几个关键节点: 

  潮剧源自南戏,潮剧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戏文《刘希必金钗记》和《琵琶记》都是宋元南戏,上面有明显潮州化的痕迹,早期在地化的痕迹首先是出现在说白上,有为数不少的当地方言用词等。

  南戏入潮流播路径:经闽由海路传播。以福建省沿海低地为核心、包括浙江南部和广东东部、又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自成一个交流圈,发源于温州的南戏流播到潮州正在此区域内。东南沿海地区,通过海上交通,彼此来往做买卖。戏剧也随着商路流传,潮剧顺着东南沿海海上交通路继承浙闽地区的南戏而来。

  南戏早在明代初期或前半期流传到潮州。现已发现的潮州明代戏文五种从一定程度上证明是时潮州演戏之盛。这与当时潮州经济已比较发达,社会已有条件崇尚享乐奢华的情况相匹配的。如果说《琵琶记》因为统治者的推崇而带官方色彩,那么,《荔镜记》《苏六娘》《金花女》这几个当地题材的潮州戏,完全代表了民众的口味。

  清前期诸腔入潮,促使潮剧发展并为之提供养分,清后期潮音达到鼎盛。清代是全国地方戏曲蓬勃发展的阶段。由于商贸发达等原因,流入潮州的各种声腔戏剧猛增。出于生存和竞争的需要,潮剧求变求新,潮剧声腔借鉴其他声腔,完成改革,如加滚白滚唱,如在原来曲牌体基础上融入板腔体。民俗活动与戏曲生成发展关系密切,潮俗重祭祀,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潮剧的美学性格。

  戏文内容的转化,从明代潮州戏文清一色的生旦戏到晚清以来活跃在舞台上的各类丑戏,潮剧在行当发展上出现独具特色的门类:丑行、彩罗衣旦等。与此同时,名伶开始受到追捧,并占据剧种的历史,这是潮剧发展臻于成熟的标志。

  潮剧的“金色十年”是戏剧改革工作的巨大成效。一批文化人的置入,让剧种的面貌发生变化,在新老文艺人的共同努力下,潮剧呈现大雅大俗的一面,还作为国家文化使者出境演出,风靡海内外,潮剧逐渐成为在世界有影响的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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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楚楠(潮州文史专家、潮学家):

  从历史实物探究文化溯源的意义和作用

  对上古史,地方志大多语焉不详,近现代考古学勃兴,为上古史的研究,方提供了若干实物见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省考古队对南澳象山遗址进行发掘,经碳14测定,早在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粤东地区已有先民聚居。

  1957年初,省考古队对“陈桥贝丘遗址”进行勘察,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骨器、低温成型的陶器以及人骨、兽骨(以牛、鹿、猪为主)、软体动物硬壳等。这些实物见证,既勾勒出远古先民的生活轨迹,弥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又对当今的文化研究工作提供了源头。以下举三例以见其概。

  潮语被誉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其难懂难学的程度令人咋舌。潮州话中有大量“有音无字”的术语,是主要原因。设想一下,远古时代原住民进行社会交流主要靠语言,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方言,这就是以“顽固”著称的“母语”,这需要当今语言学界引起重视。

  潮州菜的特点之一是:“食材丰富,且以海鲜为主。”这从“贝丘遗址”的命名就可看出,确实是“源远流长”。现在饮食文化的爱好者讲:移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烹调文化,这方面还有待商榷。

  近年,省考古队对位于潮安归湖镇的“鸡岽山遗址”进行发掘,出土文物有石牙璋、铜斧、水晶玉环等,证明3800多年前,潮州已步入礼制、青铜文明的门槛,且雕刻工艺已十分精妙。其中,璋是礼器与权力的象徵;铜斧标志着社会生产水平;水晶环则显示出潮州的工艺渐趋成熟。而浮滨文化的大陶瓮,用来储贮粮食,则展示了农业文明的发达程度。

  从以上数例中,可看出“文化溯源”的意义和作用。所以,汉学泰斗饶宗颐先生在“潮州饶宗颐学术馆”新馆开馆的同时,又倡议成立“粤东考古中心”,考古学对文化溯源,实在太重要了。因此,我希望各级领导重视考古领域,共同把“文化溯源”的工作做强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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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忠(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院长):

  潮州文化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先锋队

  潮州文化何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这个问题既要讲清楚“源”,也要说明白“流”,两者缺一不可,合起来才可以正确、客观、完整地说明潮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

  潮人族群从本质上看是一个有着牢固家国情怀的流动族群。潮州文化的“流”就体现在一千多年来潮人族群“向外迁移——回流——再迁移——再回流”的历史过程中。

  历史上潮人海外迁移大约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代以前。在唐代以后,潮州人已经活跃在南海的航线上。宋元之交,潮州沿海军民逃匿南洋。第二个阶段是清代康熙到咸丰的两百年间。乾隆嘉庆时期潮州人的红头船队浩浩荡荡;乾隆三十三年,大批潮州工匠前往暹罗。第三个阶段是咸丰十年(1860)汕头开埠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90年间。据海关统计,截至1939年汕头沦陷,经过汕头口岸到海外的人数约140万人,其中多数为潮汕人。第四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当代。1970年,东南亚政局动荡,产生了130万的印支难民移民到欧洲、大洋洲与北美洲,其中大部分是潮州籍华人。此后,潮人足迹遍及全球,有了“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的说法。

  我们讲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常常讲的是国学经典、四大名著等中华传统典籍的翻译,还应包括随海外华人传出去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随着潮人海外播迁,潮州文化也被移植到世界各地,在海外潮人聚居区逐步发展出源自故乡文化、带有所在地特色的海外潮人文化。

  潮州话在海外广泛传播并与其它方言糅合。在海外以潮州人聚落,潮州话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在印尼坤甸,当地华人使用印尼语之外,也用带有揭阳榕城口音的潮州方言。潮式建筑、陶瓷、潮剧、潮州音乐及潮州风土民俗也在海外生根发展,特别是在海外潮人的聚居区随处可见。海外潮人延续家乡的文化传统,在留居地建立祭拜祖先的宗祠、建立供奉忠义爱民象征的庙宇。

  海外潮人文化的形成是近代以来潮州人在不自觉之中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过程。海外潮人文化具有潮州文化典型的文化符号、完整的文化体系以及忠孝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讲,潮州文化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先锋队。我们今天要更加重视潮州的这个“海外因素”。这是潮州在全国众多兄弟城市独树一帜的优势。海外社会通过接触潮州人,领略潮州文化,得以近距离地了解潮州,理解中国。

  另外,我建议,把历代潮州文化典籍入藏镇海楼,把镇海楼建设成潮州文化典籍第一楼,成为海内外潮人公认的文化象征、精神家园。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詹妙蓉 吴育杭  实习生 丁栩彤 林堉灵 马丹微 刘芊余

  摄影:本报记者 陈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