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伟在抗日的烽火中，他为祖国的自由解放事业奋斗于刀笔之间：在硝烟弥漫中，他出入于黔贵铁路，辗转于重庆、贵州、广州、南京、上海、北平(北京)、杭州等地，举办以唤起民众为主旨的木刻画展；他曾经以青年木刻家的身份代表中国木刻艺术界分别参加过多次国际木刻展览……在香港，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于木刻研究，用刻刀为重现自然世界的美而创造。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下，岭东木刻艺术就开始“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先生语) 并逐步成长起来，成为颇有特色的大众艺术。当年潮汕有大批美术青年到上海学艺深造，其中有些人成为鲁迅先生苦心培育的第一代中国新兴木刻家。这批青年木刻家凭着一股热诚，以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苦学深思，在黑暗中求索，参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拓荒者的行列。这里介绍的潮籍木刻家唐英伟就是这个行列中的一位，他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幸亲身聆听鲁迅教导的少数木刻家之一。
唐玲玲教授在《艺术——民族精神的解放》一文中说：“唐英伟在抗日的烽火中，他为祖国的自由解放事业奋斗于刀笔之间：在硝烟弥漫中，他出入于黔贵铁路，辗转于重庆、贵州、广州、南京、上海、北平(北京)、杭州等地，举办以唤起民众为主旨的木刻画展；他曾经以青年木刻家的身份代表中国木刻艺术界分别参加过多次国际木刻展览……在香港，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于木刻研究，用刻刀为重现自然世界的美而创造。”
唐英伟，1915年出生于潮州城区一个清贫的小学教师之家。二十世纪30年代考入广州美术专科学校。他是一位具有炽热爱国心的正直、刚毅、勤奋的艺术家。1934年与中国新兴木刻开拓者之一的李桦共同发起组织广州现代版画会，并共同创办了被鲁迅赞誉的《现代版画》。
唐英伟与鲁迅的交往，是从1935年4月22日鲁迅收到唐英伟的来信开始的，止于鲁迅逝世前不到一个月的1936年9月20日。唐英伟曾陆续把自己的木刻创作寄请鲁迅指导，鲁迅共回复过他五封信，可惜现在只存下两封，见于《鲁迅书信集》。从仅存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到鲁迅对唐英伟的木刻创作做了认真的指导和批评。1935年唐英伟把他一本运用国画技法进行木刻创作的木刻集《青空集》及《藏书票集》寄给鲁迅，鲁迅看后就马上写了回信指出：“我看《青空集》的刻法，是要懂得一点木刻的人看起来才有意思的，对于美术没有训练的人，他是不会懂。”对唐英伟的木刻创作缺乏群众性，不注意大众化提出了批评。鲁迅建议唐英伟，木刻创作不仅可以吸收一些中国画的技巧，并要在中国旧木刻中为大众所看惯的艺术中，吸取滋养，为新兴木刻创作服务。在鲁迅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艺术道路，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把创作题材面向劳苦大众。后来，经过艰苦努力，他的作品终于被艺术界认为“代表劳苦大众申诉的作品。”
1936年唐英伟在广州、杭州、潮安举行了个人木刻展，同年，他编辑出版广州的另一木刻刊物《木刻界》。在创刊时曾写信给鲁迅，征求鲁迅的意见并向他约稿。鲁迅当时虽没有给写稿，但在复信中给予热情鼓励，指出《木刻界》的出版，“是极有意义”的事。这段时间，唐英伟的木刻作品参加了第一、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及在匈牙利举办的世界木刻展览会。此时，正值中国新兴木刻初期，他同其他木刻家一样，创作了大量反映民间困苦的作品。1938年他到香港，继续创作，在香港播下了木刻的种子。八年抗战，他以手中的木刻刀，奋然投身抗日斗争行列，创作了《中国一日》、《铁蹄下的华北》、《西安事变》、《纪念“九一八”》等作品，表现了浓厚的民族思想和爱国热忱。他还在黔桂路上做宣传工作，出版《抗战木刻》、《黔桂版画》等。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发现唐英伟的才能，便将他调到重庆。不久，他被中国美术学院聘请为副研究员，成为“木刻作者进入最高艺术研究机关的第一人”。
这里刊登唐英伟的《文艺工作者之歌》，是他为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而创作的，表现了浓厚的民族解放思想，造型线条间饱含作者之激情，画面人物呈昂奋之状，表达了作者以文艺武器，为民主与解放而战的坚定信念。
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英伟出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副教授兼出版组主任，负责木刻科教程。1949年以后，唐英伟在香港定居下来，从事植物、鱼类标本的绘制工作。唐英伟本指望抗战后“能恢复生活的自由和创作的自由”，孰料，恰如他自己所说：“回到香港作为殖民主义者的帮闲者，在这插翼难飞的樊笼中受困了20多年之久……”
他几十年如一日，继续为木刻艺术献身。在《星岛日报》主编《木刻双周刊》。1970年3月唐英伟在香港出版《版画与雕塑》，这是他战后劫余的数十幅木刻及新作雕塑选集。其中《重庆少女》、《牛车》、《夕照》等均为表现西南风物，极富地域特色；《纱厂特写》、《天府煤矿》、《黔桂铁路风景》是反映艰辛的劳动场景和生活的缩影，场面壮观，刀法细腻，洋溢着作者对劳动者的真挚情感。
晚年，唐英伟以水墨画寄情。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82岁高龄的唐英伟创作了超过百米的香港岛、九龙及各岛屿的风光水墨画，作品蕴含脱离殖民地统治的民族意识。2001年他终老于斯。
唐英伟的作品展现了东方艺术的格调和风致，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他让自己的心灵和生活全部融化于木刻艺术中，为发展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艺术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展现了艺术家坚韧不拔的个性。他曾先后出版过多本木刻选集，还从事过理论研究工作，出版《中国现代木刻史》、《木刻理论与实际》、《雕塑研究》等论著。
唐英伟还创作了大量的木刻藏书票，1925年他曾出版我国第一本《藏书票集》，被我国艺术界称为“三十年代中国藏书票的开拓者”之一。
由于种种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家乡对这位曾受过鲁迅指导的潮籍艺术家知之甚少，内地有关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论著中对他也少有记述，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曾对新兴木刻运动作出贡献的艺术家。1991年，在上海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出版的《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刻全集》中，收入了唐英伟的木刻52幅，文章二篇，并在有关记述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唐英伟的创作活动情况，其中还提到“1936年1月24日，唐英伟在广东潮安民众教育馆举行了个人木刻展览，展出作品一百五十幅”。
1994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藏书票展”上，为表彰优秀的藏书票作品和为之作出贡献的藏书票作家，大会颁发了各类奖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我国藏书票艺术做出贡献的唐英伟获得了“特别荣誉奖”。
1995年7月我荣幸收到了唐英伟的侄女、古典文学教授唐玲玲，从海南大学文学院寄来的唐英伟著的《我与木刻》和她全面、深入地论述唐英伟及其艺术思想的论文：《艺术——民族精神的解放》。
唐英伟著的《我与木刻》，1991年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他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出版的唯一著作。书中收录唐英伟写的《关于新兴木刻运动》、《我的木刻生涯》两篇文章，并附录鲁迅致唐英伟的信(二封)及唐英伟的木刻作品七幅、木刻藏书票四帧等。唐英伟在文章中回忆了自己早年从事木刻创作的一些情况，特别提到鲁迅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和贡献，为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木刻创作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