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到寻源自不疑(青田石) 卢伟铭 作
□ 陈剑晖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城市为单位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为精神指向的城市传记写作，在我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出现了《南京传》《北京传》《上海传》《海南岛传》《广州传》等众多城市传记，掀起一股城市传记的书写热潮。黄国钦的新著《潮州传》，是众多城市传记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值得我们关注的作品。
《潮州传》以非虚构写作的立场与大散文的笔调，辅以相关历史文献典籍，以及近现代以来关于潮州的研究，讲述了潮州从远古时候的一片汪洋大海，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浮滨国，再经过千百年历朝历代的兴衰沉浮，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的历史进程。作者追寻潮州的精神源头，挖掘藏匿于乡野间的历史遗存，从城市形态的发展，生活形态、经济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变化等方面，重构了我们最熟悉、同时也可能是最陌生的城市——潮州。全书皇皇46万字，既有严肃的出土文物考证与文献史料支撑，又有生动活泼、文雅优美的现代表达，在众多的城市传记中，《潮州传》堪称别出心裁的非虚构力作。
个体与历史的深情对话，是我读《潮州传》的第一个感受。“个体”，指的是写作主体切入城市书写的视角，以及城市写作素材的来源与个人经验，此外还包括城市写作过程中的表达方式和风格。而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大史小说”的历史，它拒绝宏大的话语，也不以整体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圭臬，而是沉迷于历史的“边角料”，注重童年记忆的再现。在黄国钦看来，“以往潮州的历史文化书籍，基本上是历史学者写的，历史学者比较严谨理性，下笔不带感情，也不考虑可读性，而作家只考虑可读性。”他决意要用带着个人温度的纪实手法来写《潮州传》，这个传既要符合史实，考虑到历史严肃性，也要考虑可读性，尽可能调动读者的阅读乐趣。
城市传记的书写，与写作者的精神立场和价值取向有关，即写作者站在什么位置去把握整个城市，以什么立场去展现和评判这个城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显然，《潮州传》采取的是民间立场，它以平民的视角，让历史的细节和民生百态得以充分地展示。由于黄国钦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又是作家和对历史、地理、文学、档案、新闻等都有所涉猎的文化学者，所以他能够举重若轻写出潮州这座古城独特的文化形态和这座城市的岁月变迁，又能信手拈来把潮州人的市井生活、民生细节、风俗习性如数家珍地讲述出来，如此《潮州传》自然便有了烟火气，有一股无法抗拒的亲和力。《潮州传》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城市看作一个活的生命体——“城”与“人”在千年历史的迁延中紧密相依，彼此塑形。人创造了城市，而城市也按自己的方式在不断地生长。在笔者看来，理想的城市传记应是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立足当下，展现市井生活和民生细节，它一方面将城市视为活的生命体，一方面又以打捞记忆的方式重塑城市传统，让人们明白城何以为城，又将在可见的未来如何演进。应当说，在这方面，《潮州传》做得相当出色。它既是“传”，“点”与“面”的结合，历史的脉络、时间的线索勾勒得十分清晰，同时又将城市的成长轨迹、性格特征和历史细节、民生百态融为一体。而这，正是读者喜欢《潮州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这也是城市传记写作的一个方向。
《潮州传》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不仅仅在于它采用了平民的视角，将潮州这座城视为一个活的生命体，融入了独特的个体记忆和生命体验，《潮州传》的独特处，还在于作者黄国钦将潮州看作一个诗性的潮州，并用文学的笔调，将这个诗性的潮州原汁原味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知道，许多城市都有各自的诗性。比如苏州，它的诗性更多是在园林或深宅大院里，是藏匿于山石曲桥湖水背后的诗性。成都的诗性，是一种模糊了阶层界限、暧昧且暖洋洋的自足自乐。广州的诗性，更多地表现为不追求精致，甚至有点散乱，但让人感觉到有一点仙气的自由自在。而《潮州传》所展示的民性与诗性，显然与上述诸城不同。由于地少人多，加之天性聪明，不安于现状，因此潮州人既有蹈险履艰，开拓进取，敢于冒险和超越的一面，又有享受生命，追求精致与闲情逸致，讲究诗性的生活方式的一面。《潮州传》里的“种田如绣花”“潮州七日红”“潮音一曲牵人心”等章节，详细介绍了潮州人如何种田、种水果、刺绣、刻木雕、做陶瓷，以及听潮剧、品工夫茶，等等。特别在美食方面，潮州人以他们的智慧和巧手，借助一些普通的五谷杂粮，根据不同的口味制成各种小食品，这样便有了著名的“潮州美食”。的确，很少见到一个地方，能如此地将豪放与精致，华美与内敛，开拓冒险与诗性地感受生活，享受生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享受生命，追求精致和闲情逸致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透露出来的一种共同的气质，而且这种诗性气质已经渗透到了潮州的骨髓里，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不同于别地别城的潮州文化精神。
城市传记作为一种非虚构写作，它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城市传记要大量参考相关史料进行写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史料的基础上，展开适当的想象与虚构，尤其是需要写作主体审美的观照和感情的介入。美国学者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倡导学者个人的生命体验，他认为生命体验对于城市的学术研究极为重要。因为城市本身，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构成的，而真正有价值的城市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冷冰冰的学术表述，而应带着作者个人情感的投射与生命的体温。我们说《潮州传》是个体与历史的深情对话，这个“深情”正是基于《潮州传》不但是想象与非虚构的写作，而且是审美的、有情的写作。在感情的介入方面，黄国钦是主动且自觉的。他在创作谈中提道：“‘文章不是无情物’。写文章要投入感情，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比如写到宋末元初，文天祥、陆秀夫在潮州抗元的故事时，我是含着热泪在写作。”的确，城市不是没有生气的冷冰冰钢筋水泥体，而是承载了无数悲欢离合的生命体。由于《潮州传》深入到城市的内在纹理，作者饱蘸着感情，一方面希望最大限度地回到历史的原点，写出潮州这座城市的性格与独特风物，一方面又立志要为这座城市的平民生活和普通民众立传。这样，《潮州传》便呈现出独特的书写立场和精神空间。它既是潮州人的精神族谱，也是一部有温度的非虚构作品。
城市传记的写作方兴未艾。可以预期，这股源于彼得·阿克罗伊《伦敦传》的城市传记书写热，在我国还会持续“热”下去。因为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城与人，城与家，城与国的多重联系中，具有非虚构特质的城市传记书写，已在个体与历史的深情对话中，呈现出城市文明的演进历程，并打开了广阔的城市精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