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正

　　相对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在“七七事变”后辗转迁徙，组成西南联大的广为人知，同一时期，沦陷区中学的一路西迁，就显得低调了许多。炮火笼罩的流亡路上，不仅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他们在师长们的带领下，排除万难，“读书救国”。已故教育家刘可牧就是当年西迁中学生的一员，在其遗著《七千里流亡》中，他以翔实、生动的笔触记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跋涉七千里，流亡大后方求学的个人经历。书中不仅刻画了师长同学等人物的种种际遇，还涉及沿途五省的民情风物，而最令人动容的是字里行间显露出的少年“奋起读书”图景。

　　1937年秋，随着敌机的轮番轰炸，偌大的济南城已放不下一张课桌。开学第一课，山东省立一中校长孙维岳面向全校师生说：“大家必须读书。我们是教员，你们是学生。我们应当把你们培养成国家的人才，要弦歌不辍。读书也是抗战，也是爱国，也是救国。济南要是不能待，我带你们走，不做亡国奴！”

　　由此，刘可牧随着中学队伍从济南出发，经泰安、菏泽，过河南、湖北、陕西，一路步行至四川绵阳，才获得暂时的安定。这群年长者十八九岁，年少者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在生命中最美的年华，克服炮火、饥寒、疠疫……开启了一段拒当亡国奴的生死流亡。1938年元旦，征途上传来济南沦陷的消息，师生无不痛哭流泪。校长孙维岳鼓励大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早晚有一天回到千佛山脚下和大明湖畔。

　　一路颠簸，“在风沙中挺进”，刘可牧的笔下挺立起一位位真正的教育家。面对压迫，胡维城大喊：“我这副腰板就是弯不下去！”；学生在汉江溺亡，孙东生悲痛失声；李广田对学生的复信异常用心；瞿亚先挥臂教唱抗战歌曲；卢宗文、张克济、刘焕文领着学生迎难奔走……一个个可敬、可爱的鲜活形象跃然纸上。

　　山河破碎，唤起学生的满腔热血。刘可牧在书中提到一件小事：暂宿沔河边的一所小学时，斜对面住着一些衣履讲究的人，他们进进出出喜欢唱《毛毛雨》，酒足饭饱后，更是一遍遍唱个不停，“花儿正好，月儿正圆，人儿正媚……有心的人儿啊勇敢向前！”“我”气愤地大喊：“不知亡国恨啊”，接着放声大唱：“拿起爆裂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日本兵……”同学们都随着“我”高唱，那边轻浮的歌声马上停止了。他们被吓住了，也可能自感惭愧。沉默了好久，他们也唱起抗战歌曲来。

　　刘可牧还记述了在汉中突发疥疮的遭遇，所谓“神仙难逃汉中疥”，幸亏遇到一位热心的秦大夫才得以痊愈。然而再艰苦的日子，也能感知到尘世美好。行进豫鄂边界，刘可牧偶遇一个背着沉甸甸背篼的妇女，“她把背篼往石上猛地一卸，原来是一兜子麦黄杏。因为撂得猛，震出十几颗顺着山坡滚动。她用褴褛的袖子揩一把额上的汗水，笑着对我们说：‘看样子是些学生，外路人，吃罢，才摘的杏！’谁也没吃她一颗杏，道声谢，我们又匆忙赶路。她那真挚、朴实的笑容在我的脑海里回旋。”

　　少年强则国强。七千里流亡，虽有千万般辛苦，却绝无颓废之气，他们总是坚强不屈，无时无刻不燃烧着蓬勃的希望。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代，一群真真正正的读书人，迎着纷飞战火，昂首挺胸，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