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树荣

　　唐元和十四年（819）农历正月，一封朝奏《论佛骨表》将韩愈之人生坐标定位于“夷獠杂地”——潮州，又一次改变了这位“古文运动”倡导者、“道统论”坚定捍卫者的人生轨迹，由此也开启了潮州历史新纪元。

　　纵览韩愈一生，可谓“命运坎坷”而始终秉持“忠君爱民”之儒道正统，莅潮后依然务实谋事，勤实廉政，诚实做人，为潮州人民办了大量令百姓感恩戴德之好事实事，赢得世代民众千古崇拜、“一片江山尽姓韩”。据史料记载及民间传说昭示，韩愈治潮八月之功绩，鲜明地展现其灵魂深处浓重之“民本”思想。2019年11月下旬，潮州市举办“纪念韩愈治潮1200周年学术研讨会”确定主题为“韩愈民本思想与潮州振兴发展”，正是基于韩愈这个“历史人物”之思想核心和道德行为本质而立题的，旨在汇集全国各地“韩学”专家学者之真知灼见，运用研究成果为潮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指导与助力。

　　韩愈曰：“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引《原道》）爱民“人本”，其内核当于“仁义”之德。韩愈一生尤其治潮期间所经之阅历，饱满地诠释了这一要义——

　　（一）儒道修身明大德

　　所谓“大德”，即指人之修行高深、德高望重、情操高尚，为人处事具大节，施人以大恩，“秉至公以服天下”“扶弘义以致英俊”（引《三国志·荀彧传》）。韩愈人生之历程，彰显其为一位“仁义是修”之“大德”儒者。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面对唐宪宗朝政荒废而兴师动众恭迎佛骨赐福，致京城百姓“焚顶烧指”、市井萧条，韩愈义无反顾地谏奏《论佛骨表》，“忠言忤圣”，全然忘却已年届“知天命”之龄。其时，他刚因平定淮西吴元济反叛立功而擢升刑部侍郎，政治前景光明。不想此举惹怒宪宗皇帝李纯而招来杀身之祸，虽经裴度宰相等高官、皇亲劝保而免死，却遭贬谪潮州刺史厄运。斯事件表明：作为官职不高之韩愈，为维护大局仗义执言，以捍卫儒道统治体制而坚守“大节”，秉公弘义。由此看来，没有深厚之自身修养、强烈之“国家”与“人民”意识以及高尚之磊落情操，利弊权衡之下，明哲保身之人断然不会有此举止的！

　　韩愈带着仕途黯然之耽、途中失女之痛、潮域险境之忧，宛如打破“五味瓶”般百感交集，苦不堪言。一路颠簸抵潮后，凭借自幼勤学练就之传统儒道修养，心志坚磐地强忍内心寂寞与苦楚，即撰奏《潮州刺史谢上表》，向皇上坦陈对谏言“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用语犯颜之深刻省过、以求宽宥，同时直抒被贬地潮州“飓风鳄鱼，患祸不测”之险峻劣境、抵潮后仍竭力宣颂浩荡皇恩之作为；而全然只字不提内心对“崇儒排佛”理念之坚持及为之冒死进谏之忏悔。尽管后人认为韩愈此等做法有犯“软骨病”之嫌，但须知贬官赴任后即致奏表乃是规矩；而韩愈奏表中之玄妙在于——反思语气太过、颂扬皇上隆恩、呈报境况感受，间接地表明身处逆境而决不沉沦、废颓而始谋治潮方略之坚韧意志；重点是绝不迁悔其进谏所持之“崇儒排佛”之道！如斯匠心独运，与其说是臣服认“错”、谀承，倒应说是他巧妙地在坚持正义儒道、忠君释怀、心系民众、逆势谋求崛起之儒家君子风范！

　　从韩愈暮年之重要履历，更见其“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白居易评语）——“大德”建功。德宗贞元十九年（813），据关中大旱实情“田种所收，十不存一”，“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韩愈递交奏状《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抨击权贵、为民请命减免税赋而未被皇帝李适采纳反致官贬阳山县令；穆宗长庆二年（822）邕管诸州黄洞为首作乱，韩愈谙熟岭南境况而上奏《黄家贼事宜状》，仗义弹评当地经略使“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之衰败、不作为，并主张以抚代伐平息事态；同是穆宗长庆二年之二月，“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穆宗“诏愈宣抚”后又感悔行动凶险而再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而韩愈则云“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安有授君命之滞留自顾？”毅然舍生忘死深入虎穴，临危不惧地以一介文士之口舌，据理晓以大义地宣慰叛军，终不费一兵一卒而使其接受朝廷节制，以过人之胆略、智慧、勇气及人格力量“勇夺三军之帅”。

　　（二）勤政为民守公德

　　自古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引《尚书·五子之歌》）“民者君之本也”（引《秋谷梁传》）之云。韩愈可谓生长于官宦世家，幼习而深明孔孟儒道真谛，既忠君更爱民，体现“民本”思想之“仁政”“德治”成为其从政生涯中贯穿始终之职业操守、社会责任。自身二十余年仕途之乖桀、挫折，不仅孕育其骨气人格、磨砺其“鸢正鱼跃”之意志品德，更日臻强化其务实勤政、为民解忧、造福社会之公德心。

　　乍任潮州刺史，韩愈目睹如此“夷獠杂地”州学荒废，“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或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遂向礼部呈报《潮州请置乡校牒》，立意传授儒家“礼乐”之本，教化潮人“仁义”道德以修身正己明正道而不“踰矩”。为此，延师兴学育人是关键：“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引《韩昌黎文集校注·潮州请置乡校牒》）于是，他大胆举荐代宗十三年进士、地方隽彥赵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之所以启用当地人才赵德，韩愈评价其学识“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引韩愈《别赵子》）此决策，既保障潮州文教在一段时间内不因主管官员变迁而受影响，也翻开了潮州教育之新篇。而欲“有教无类”地兴学办校须投入资金，经费不足怎么办？“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引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换言之，韩愈将治潮八月所有之俸禄悉数捐助学校，以推动乡校办学，开启了潮州好学传道之风。据资料载：韩愈刺潮前，潮州仅有3人登第进士，而至南宋已达172人。另，韩愈还“以正音为潮人诲”，积极从事语言规范化推广“韩文”，诸多妙语后来融入了潮州方言并流传至今。韩愈之“德治”惠政，促使潮州社会风尚渐见文明，教育成效显现，才人英杰辈出，“化外”僻隅逐渐蜕变成“海滨邹鲁”“岭海名邦”。

　　计庸释奴，这是韩愈治潮施政中凸显“民本”思想之又一明智善举。其时，虽说朝廷已明确委以法律形式严禁“以良为贱”，如“略人、略卖人为奴者绞”（引《唐律疏义·卷二十》）“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仍计庸以偿债宜”（引《唐律·杂律》）等条文，但因陋俗、观念、发展滞后诸多因素制约，边远潮州“掠良人卖为奴婢”之现象尚且突出，滋生之主因是债务纠葛，还有武力掠夺“夷獠”人口，甚至于“帅海南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等。平心而论，贬潮后仍切盼着能再回长安寻求施展抱负之韩愈，实可顺大势代买奴婢向京城权贵献媚取宠以寻求进身之捷径。然而，他却恪守“仁义”之道，“疾恶如仇雠”（引韩愈《举张正甫自代状》），“刚正合法、入情普惠地出招施治：……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值，辄以钱赎。及还，著之赦令。”（引皇甫湜《文公昌黎韩先生神道碑》）——人质以工钱来抵债，工钱与债款相差悬殊则由官府“以钱赎”。施此妙策，无异于治理当时“没良为奴”这一社会顽疾开具一剂良方猛药：还原“良人”平等自由身，缓和社会矛盾，净化世道风气。由此，潮州始现“海夷陶然”之和谐气象。

　　不久，韩愈离潮量移袁州之时也兼施此策为民解难，其《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中言及：“右准律不许典帖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计庸折值，一时放免。”

　　治潮期间，韩愈犹有驱鳄除害护安宁、奖劝农桑保民生、修堤凿渠兴水利、祈晴求雨祭神灵等功业。不惟潮州，为官所至，韩愈莫不显现其“仁政”“德治”理念以及坚守“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引韩愈《送许郢州序》），“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引韩愈《争臣论》），“利在众后，不求利己”（引韩愈《送穷文》）等执政公德，这正是他处处勤政恤民、福祉民生、德泽社会之内在动力，也因之而带来强大影响力与感化效应：爱民因而民爱！潮州百姓世代“崇韩”！

　　（三）廉洁律己严私德

　　相较于“公德”而言，“私德”乃指私人生活领域中之伦理道德行为，主要体现于一个人之自律与人格尊严。正统儒道熏陶、塑造出来之大儒——韩愈修行深邃、格局高远，借此成就其清廉刚正、明范自律、克己奉公之政治品质和个人“私德”。

　　有一个美丽神话：韩愈上谏《论佛骨表》被贬潮州刺史后，带张千、李万上路赴任，行到秦岭时大雪封山，主仆三人进退无路。韩愈侄孙韩湘命童子清风、明月化作渔翁、樵夫，前来超度他仨。韩愈向渔、樵问路，樵夫用雪捏了一匹雪马，韩愈不敢上马；渔翁又用雪捏了一只船，韩愈也不敢上船。渔、樵无计，各自化成一阵轻风而去。韩湘子只好差遣老虎将张千、李万先衔至潮州，而后亲自护送韩愈赴潮州上任（据上世纪50年代末潮剧《韩文公冻雪》又名《蓝关雪》）。这则传说足见韩愈与侄孙韩湘之骨肉深情。然而，穆宗长庆三年（823），已重回朝廷任京兆尹之韩愈再度转任吏部侍郎之时，正好曾跟随韩愈贬徙潮州之韩湘荣登进士。韩湘自幼聪颖明理，由韩愈抚养成人。此刻，亲朋好友欣喜之余纷纷劝告韩愈：趁此时机安置韩湘任职于京城，日后对其日趋老弱之病体也可有更多之关照。尽管韩愈素来十分疼爱这个小侄孙，但他严守“当官而行，不求利己”（引韩愈《为裴相公让官表》）“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引韩愈《送齐暭下第序》）之“私德”，不徇私情，以“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之严明，忍住分离之痛楚，依据吏部规定行事，将韩湘配派至千里之外江西幕府任职。

　　韩愈家中人丁家少众多，其侄儿老成病逝后，侄孙韩湘等人为韩愈收留抚养；堂兄、朔方节度使掌书记韩弇与吐蕃交战而阵亡，全家投靠于韩愈门下；还有诸多上门求学于韩愈之生徒。如斯大户家族，吃喝住宿等巨大费用全靠韩愈支撑！据资料载，其时韩愈收入之主要来源系不高之任职俸禄，以及日常应约代人撰写“墓志铭”类文稿之“谀墓金”（类同今之“稿酬”），别无蹊径！故日常生活屡呈入不敷出甚或捉襟见肘之拮据状，过着“朝齑暮盐”“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引《进学解》）之困顿生活。然而，韩愈却以“士穷乃见节义”（引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之操守和“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引韩愈《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之骨气，坚持“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引韩愈《进学解》），淡然持家安享“酸寒何足道”（引韩愈《进学解》）之清廉日子。

　　宪宗元和十三年（818），韩愈奉皇命撰《平淮西碑》文，皇帝十分心仪并赐此文分阅于立功之诸路将领和节度使。当时宣武节度使韩弘于淮西战役中坐镇战略要地汴州而持暧昧态度，“虽局统帅，常不欲诸将立功，阴为逗挠之计”（引《旧唐书·韩弘传·卷一百五十六·列传第一百六》）。对此，韩愈主动请命出使汴州：“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引《新唐书·韩愈传·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一百一》）最终喻以大义说服韩弘，促其派儿子韩公武领带12000人大军加盟助战，还拨出援助钱粮一批。碑文中，韩愈客观评价了这位颇有争议之节度使，令韩弘阅后感激不已，遂寄送绢帛五百匹与韩愈以“充人事”，韩愈却“未敢受领，谨录奏闻，伏听进止”（引韩愈《奏韩弘人事物表》。当皇帝允其受领时，韩愈又上奏状谢恩：“陛下谦光自居，劝励为事，各赐立功节将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备录劳效。韩弘荣于宠赐，遂寄帛与臣，于臣何为，坐受厚贶？恩由上致，利则臣归，渐戴兢惶，举措无地。无任感恩惭恳之至。”（引韩愈《谢许受韩弘物状》）就连皇上钦允的，韩愈亦仍婉拒领受，绝不“承命苟贪”。何其公私分明、廉洁自律！

　　翌年贬潮之初，曾为朝廷同僚、时任岭南节度使孔戣同情韩愈遭贬潮州，遂函告“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者”。对这位岭南最高行政长官、如今之顶头上司如斯优抚，韩愈深感宽慰与感恩，又陷于“未敢受领”之“进退反侧，无以自宁”中，于是致书《潮州谢孔大夫状》与孔戣深表谢恩：“开缄捧读，惊荣交至；顾己量分，惭惧益深。”同时就“恃蒙眷待”而“辄此披陈”婉拒理由：“欲致辞为让，则乖伏属之礼；承命苟贪，又非循省之道”；“某妻子男女并孤遗孙侄奴婢等，尚未到官”；“穷州使宾罕至，身衣口食，绢米足充，过此以往，实无所用”。更关要是，韩愈认为“积之于室，非廉者所为；受之于官，名且不正”。此个例再现韩愈“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引韩愈《或麟解》）“善也吾行，不善吾避”（引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之崇高自尊人格和贵有自知之明、严于省身自律、“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引韩愈《感二鸟赋序》）之耿直拔俗“私德”！

　　究其实质，韩愈为官坚正之“私德”亦涵养着清政风、正民风之“民本”思想。不难推论：从政官员自身失却严明之自律“私德”，毋能形成民所祈盼之政治生态；而政风污浊则遑论有淳正之社会民风，久而会民心怠失。唯有从政者修身正己、洁身自好、明德垂范，方能以上率下地凝民心、聚民力，引领民众同心同德谋事创业。借古鉴今，韩愈就是一面镜子！其高远之“三德”观与所滋养之“民本”思想践行于终生之“仁政”“德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