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接待不少外地来的客人，客人常夸潮州人有文化。每逢此时，我就跟客人说，我们潮州人的文化，不全靠读书得来。日常的潮州话就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连骂人的话都源自中原文化。

　　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先师蔡起贤先生曾给我们讲过一个例子。潮州人骂为老不尊的男人是“荆公”“老荆公”（荆，有的地方读坚），意为“畜生”，是贬损人格语气极重的话。其实，“荆公”就是北宋宰相王安石封号“荆国公”的简称。王安石推行变法，成效很大，也得罪了一些人。一村妇拐着弯侮辱他，给猪、鸡喂料时，直呼“荆公，来食！”本来古人称王安石为“荆公”是带有敬意的，百姓不明就里却用来骂人，想想也真滑稽。潮州人至今沿用，如王安石在天有灵，想必只能悲催、无语了。

　　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包含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的庞大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就是文化存在。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是传播、传承文化的工具。潮州话既是潮州文化的组成部分，又蕴含了丰富的潮州文化信息。

　　可以说，潮州话的各种要素，尤其是鲜活的词汇，多方位展现了潮州文化的风貌。

　　潮州文艺在形式上，与潮州话存在密切关联。潮剧、潮州歌谣、潮语歌曲就用潮州话演唱，运用潮州话的韵脚、与潮州话相适应的腔调。潮州话文学作品运用潮州话方言词和语法形式，讲述故事，刻画人物，描绘生活场景。潮州谜语有一种“谐音格”，就是用潮州话语音关联谜面和谜底。“十载一聚首”，打一种潮州菜调料，谜底“蒜泥醋”，与“算年凑”谐音，“凑”取“聚会”之意。

　　潮州人的某些风俗习惯直接与潮州话语音相关。“桔”与“吉”同音，潮州人就以桔子的同类柑作为吉祥物，用于拜年、办喜事。广州人忌讳“四”， 因为“四”与“死”谐音。潮州人无此问题，反以“四”为吉：四正、四点金、四事顺、茶三酒四、四亲二情、四季平安，上门赔礼道歉要带“四式”礼物以表诚意。潮州话“肝”与“官”谐音，小孩入学前特意吃猪肝，祈望学成、发达。要在广州，却避“肝”唯恐不及，把猪肝叫做“猪润”，因为广州人忌讳“干”，“肝”“干”谐音。潮州人也有语音上的禁忌。渔民忌讳“翻”字，吃饭时绝不说“把鱼翻过来”，而是说“把鱼顺过来”。围坐吃饭，尽量避免九个人，因为“九”“狗”同音，“九”犯忌。我母亲就常把“九”改说成“四双奇”（奇，音骑1）。

　　中原文化是潮州文化的底色，潮州方言的基本词汇来自中原的上古汉语。天、地，日、月，坐、徛（音企）、行、走，猛、慢，危（音县5）、下（音家6），粗糙、崎岖、叮咛、吩咐、参差、慷慨、翘楚、落泊、垃圾（音拉4杉4）、闹热、人客、刻（音壳）苦……这些在今天的潮州话中充满生命力的词汇都来自古语。潮州人称儿媳妇为“新妇”、父亲为“大人”、婆婆为“大家”、丈夫的弟弟为“小郎”、连襟为“同门”，都能在古籍里找到出处。荆州借久成己业，初出茅庐，俏过王莽，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唔愿者随水流……这些来自古代典故的熟语，潮州人不论识字不识字都能脱口而出。

　　潮州人独特的生活习俗，在潮州话词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大米是主食，就叫“米”，小米不可简称“米”。“食饭”，就是吃大米饭，北方人“吃饭”可不一定是吃大米饭。菜脯，专指腌制的萝卜干，白菜、芥菜同样晒过、腌制，但不能叫菜脯。有一个语言学的规律：最常用的概念可以略去限制语。这就如同“世界杯”可省去“足球”两字一样，“菜头”专指萝卜的块根，其他菜的头不称“菜头”。据此可知大米和菜脯在潮州人生活中的分量。

　　在各种语言形式中，熟语内涵最丰富。潮州话也不例外。花娘花艇，原指潮州城东门外韩江里的艺妓及乘坐的小艇，后用以形容装扮艳丽、举止轻佻的女子。与韩江有关的还有一句谚语：好柴流唔到东门溪。这句话记录了民众到东门外江边、水里捡拾、打捞柴火的体验，后用来比喻好机会不容易赶上。巧合的是，在饶平也流行一句“好柴流唔到黄冈溪”，与前一句来由、寓意别无二致。让人惊叹，两地潮人相似生活状况下文化心理的高度同质性。

　　潮州话熟语生动有趣，功能多样，活色生香。有的揭示自然规律、生活哲理，如：漳州目镜在人合目，破鼓好救月，官司唔如屎尿紧，市中无鱼双马贵;有的教人为善、向上:书无溜擘（音伯）上树，小小生理会发家，乞人穿针勿乞人打结;有的用来讽刺不当行为:车大炮，扶卵脬，大头好脸，坟睇作厝，灰金缶睇作糖瓮, 狗食糯米唔变，胡蝇使蠓蠓使蚊,乌狗偷食白狗受罪;有的用来指代特征鲜明的人或事物，如：香炉耳，电灯泡，抢钱虎，原则锤；还有用以戏谑、自嘲的：拍浮油，山内亲情食了行。凡此种种，都来自生活、高于生活，展现了潮州民众睿智、幽默的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