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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

□ 陈平原
发布日期:2018-01-11 09:52:51 | 文章来源:潮州日报

  当初在乡下,最大的痛苦不是钱多钱少,而是根本看不到出路

  1969年初中毕业,因为父母被批斗,我无法继续念高中,就插队务农去了。我当年上山下乡有两个途径,一是到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一是回到我的祖籍广东省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去插队。回到祖籍,父老乡亲们相对来说会比较照顾。我1969年10月下乡,1970年2月就当上了民办教师。民办教师也是农民,但主要任务是教书。就像阿城小说《孩子王》写的那样,我带着学生,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当然也一边劳动。平时要种自家的自留地,农忙也必须去公家田里参加劳动。

  在同代人里面,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在乡下八年,有好多时间是在当小学老师和初中老师。而且,我还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那段时间去补念了两年高中。当时根本没办法预料将来还有可能上大学,只不过见缝插针,只要有机会,我就想读书。当年很多人认为我很傻,因为民办教师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去读高中回来,就没有这个位置了。再过了一年,才有了新的机会,我又当老师去了。在同代人中,我的学历是最完整的:从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只是中间被切成一段一段的。

  北方因为气候原因,一年有四个月不能下地劳动,所以,东北很多知青参加宣传队,会写诗、绘画、唱歌、跳舞、说相声等,而广东一年12个月都能下地劳动。我们有大量的农田改造工程,说是农业学大寨,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搬,没沟的地方硬要挖一条河……当初认为农业机械化是我们发展的道路,可我下乡的地方人多地少,加上一半是山地,根本不适合于做这种改造。改造的结果,就是把下面的生土翻上来,熟土反而压在下面,收成不升反降。

  因为我有民办教师这个工作,劳动强度没有当地的农民大。前期只是记工分,后期每个月除掉工分,还有五块钱的津贴,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应该是很不错的了。只不过当初在乡下,最大的痛苦不是钱多钱少,而是根本看不到出路。我相信很多下乡知青都有这个感觉。

  今天的孩子们可能觉得,下乡几年,没问题,挺好玩的。但我们当初不是这么想,是准备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我先下去,然后我奶奶把两个弟弟也带去了。我爸爸后来回忆,说我当年有一句话让他伤透了心。我说,没想到我们三兄弟会屈死在这个小山村里。说实话,如果不是政策改变,单靠个人的力量是走不出来的。我在小学教书,教得很好,两次被推荐去上大学,最后都走不了。

  我在小地方,没有能力获得各种小道消息,只能通过看《人民日报》来了解时局变化。那些有大量城市知青集合的地方,信息比较丰富,知青们也见多识广。比如说北京知青在东北或陕西,他们有自己的流通渠道,会传播各种政治消息。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小道消息”很重要,但必须进入那个网络才能获得。插队知青相对来说比较闭塞,像我在乡下,孤零零的,知道的东西很少。

  担心体重差一斤不能被录取

  我父母是中学和中专的语文老师,家里本来就有藏书。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这些书就被查封了,我下乡以后,我母亲先解放出来了,就要求把那批书还给我们。所以,我是靠那一批“文革”前父母积攒下来的书籍来阅读并成长的。

  那些书籍决定了我日后读书的方向。比如,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念书时的名教授,像黄海章、王季思、吴组缃、林庚的书,我家里有。而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文革”前出版的书,我家里几乎也全都有。那些书当时读不懂,但随便翻翻,多少总有收获。所以,等于是先天地规定了我只能走这条路。比如说,我家里没多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了。我在乡下能读到的书,大都是文史方面的,像古典小说、古典诗词,或者翻译的诗集,以及文学史、中学语文教材等。

  我读高中的时候,各科成绩都很好,平均分数是99点几,除了体育课,其他都是满分。但是我深知,我回乡下劳动几年,再来参加高考,数学和物理是不可能考好的。所以我只能选文科,这跟家里这方面藏书多,以及个人的阅读兴趣有关系。

  对我们那代人来说,抓住读书的机会,这是最关键的。至于毕业以后,哪个学科的知识更管用,不知道,也没想过。可以这么说,只有七八十年代,才有那么多人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以后的孩子们,嘴上也许也这么说,但不见得会相信。可我们那代人真的相信,所以,只要有读书的机会,哪个地方都去。

  我在山村学校当语文老师,所以,语文课是不复习的,闭着眼睛走进考场都可以。我需要认真复习的科目是数学。因为数学隔了几年不读,会忘掉的。加上我本来就是在农村中学学的数学,水平有限。当年不考外语,对我们这些离开校园多年的人来说,数学是决定能否被录取的关键。所以,我从得到消息可以参加高考,到正式走进考场,时间基本上都用在复习数学上。

  其实77级、78级能够考上大学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完全放弃读书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短的时间是准备不过来的。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完全放弃阅读,但因环境限制,绝大部分读的是文学或文史方面的书。所以,有机会参加高考,我们首先集中精力,把跟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数学补上来。我知道好多我的同代人都是这样做的。

  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自己命题。广东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的作文先是在省里电台广播,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是语文老师,参加高考,作文必定中规中矩,稍微有一点点小才气,这样就行了。太过文采飞扬的,或者太有个性的,反而不符合高考作文的要求。考场中,基本上没有好文章,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只能说我很幸运,有了这个机会,能让我走进中山大学。这里有个很好玩的故事。高考之后,需要体检,那个时候我很瘦,至今记得很清楚,体检记录是99斤。听说大学录取新生有规定,男生必须达到50公斤。我特别沮丧,因体检规定早上不能吃东西,我要是偷偷吃一个红薯,肯定就过了。为了这差一斤,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很怕因此而不被录取。后来听上过大学的人讲,不同专业要求不一样,念文学的,瘦一点胖一点关系不大,这才比较放心。

  大家都是硬着头皮往考场里面走,谁都没把握,但又谁都有可能性

  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就填报了志愿。我妻子在北京,她报的第一志愿北大,第二志愿北师大,第三志愿南开大学。这在我看来是很不合适的,三个志愿同一个级别,如果第一志愿录取不了,就三个都录取不了了。因为她此前在东北插队,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她说,比天津更远的地方我就不去了。

  我不一样,在山村插队,哪个地方有读书的机会,我都去。所以,我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是华南师范学院,第三个志愿是肇庆师专。专科、本科、重点大学都报了。报了中山大学,还被同事嘲笑。她觉得我不自量力,怎么能考得上中大呢!因为,中大在华南是最好的学校,而且,十年没招生,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呀。对于77年底参加高考的人来说,没有录取的标杆,大家都是硬着头皮往考场里面走的,谁都没把握,但又谁都有可能性。

  我们三兄弟同时参加高考,我是老大,老二已从乡下回到城里,在工厂工作,比较稳定,所以他复习就三心两意,最后就我和老三考上了。当初并不觉得上不上大学有那么重要。有人因为年纪较大,结婚生孩子,拖累比较重,就没有参加高考;有人是不相信高考真的会按照分数录取,因为此前工农兵学员招生时也有考试,但那只是做做样子;有人是因为自己没下定决心,当然也有人因领导的阻挠而没能报名参加高考。但是,凡参加高考的,绝大多数人将来都会感觉到,那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

  当时我做好了思想准备,连师专都准备去读了,万一还考不上,那就明年再考。肇庆师专最先发录取通知书,然后是华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要晚好几天,那几天我特别紧张。

  我在乡下教书,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各种活动,写的诗歌、小说、剧本等等,得到很多人的表扬。而且,此前两次被推荐上大学,都没上成。我知道被录取的成绩不如我,但是他们能上我不能,那是制度有问题。一旦恢复高考,以我的聪明才智,肯定是能走出来的。即便今年不能出来,明年也能的,所以我关心的是整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

  我们这一届很特殊,77级大学生是1978年2月份才入学的,6月份是思想解放运动,12月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个中国正是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77、78级的幸运就在于,用当时的话来说,我们跟这个国家一起走进新时代。所以,与以后各年级的大学生相比,我们有更多天之骄子的感觉。现在的孩子们,一边读书,一边苦恼毕业后找工作、买房子等问题。而这些,我们当初从没想过。之所以比他们单纯,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毕业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那时的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包分配的,所以,想也没有用。正因为不必考虑太多世俗事务,我们比较多地体会大学生活里青春的飞扬。

  为了体现思想解放,有些今天看来很好笑的举措。比如,不只我所在的中山大学,全国大学生都让练习跳交谊舞。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学。因为,这代表新时代的新风气,或者说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还有,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学社团,中大学生办《红豆》杂志,全国十三所大学的学生社团合办《这一代》等。这些活动我都参加过,但从来不是主角。

  我选择一直念下去,是因为我喜欢读书

  今天怀念80年代,会把它描述成一个非常美好的黄金时代。总的印象没错,但我提醒,如果说80年代,请记得两首歌,一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是崔健的《一无所有》。8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阴晴未定”是常态。只不过,我们的大部分同学念完本科就工作了。毕业马上工作,路走得很顺,不见得非要念硕士、博士不可。

  我选择一直念下去,是因为我喜欢读书,对就业没有特别向往。我是在中山大学念硕士的,因为有机会,那我就读。至于读博士,确实有点偶然。我到北京找工作,我日后的导师王瑶先生接受了钱理群等人的推荐,希望北大中文系录用我。报到学校去,北大有自己的骄傲,觉得从中大招聘毕业生不太合适,便告诉王先生,你要是觉得他好,就招他来念博士吧。念完博士留校,那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很荣幸,我成了北大最早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有机会到北大念书,也使我日后的学术道路比较顺利。但我不是北大最早的博士,数学系、哲学系都比中文系早招博士生。我进北大,那时全校博士生中的男生大概五六十人,住在29楼。

  我第一学期的室友是学国际政治的,第二学期的室友是化学系,第三学期以后的室友才是历史系的阎步克和高毅。不同院系的学生在一起,当然会有很好的交往与对话。可惜我后来结婚了,不太住学生宿舍。

  那时读博,没什么专业课程,除了第一、第二外语是必修的。我的任务是每星期的一个下午到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家里跟他聊天,他抽烟,喝茶;我喝茶,不抽烟。三年以后,我就被熏陶出来了。当初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刚建立,还在草创时期,并没有课程和学分的要求。好处是你自己读书,有问题向老师请教,老师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跟你沟通、对话、传道授业解惑。我在纪念中国建立博士制度二十周年的时候,应邀写过一篇文章,谈我当初怎么读博,学生们看了很羡慕。

  现在各种各样的学分制度以及课程设计,保证了基本的教学质量。但所谓严格要求,往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是学生足够聪明且用功,应该让他自由发展。我们今天大学里开设那么多课程,有选课、分数、作业等要求,对于提高学生的整体水准有意义,但对于比较特立独行的人来说,那是一种不必要的限制,说严重点是扼杀。所以我才说,最近三十年的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提升了学生的普遍水准,但减少了特异之才。换句话说,模式化的教育,保证了基本质量,可牺牲了山高水低、自由发展。“文革”结束后培养的前几届硕士生、博士生,每个人都不一样;而最近二十年的硕士生、博士生,同一个专业出来的,都差不多。

  前些年北大做过一个改革试验,挑选若干所优秀中学,给名额,让校长推荐学生直接上北大。几年下来,我问招生办主任,为什么没看到特异之才。那些推荐上来的好学生,若参加高考,照样也能上北大。回答是:没有一个校长敢把偏科乃至某门功课不及格的学生推荐给北大。那么多人盯着,谁也不敢打破常规。我们都更相信考试制度,而不是伯乐的眼光与襟怀。而且,能上各地重点中学的,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一路冲杀上来,每门成绩都好,考试总在前面的,其实都被严格规训过了,很难有什么特异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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