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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作为“海丝”申遗城市的可能性

发布日期:2015-05-14 10:03:50 | 文章来源:潮州日报
丘陶亮

  连续写了《潮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明珠》、《韩江古港口》和《从针路图看古潮州在“海上丝路”的地位》等数篇,目的无非就这么一个——潮州不但要有新的姿态,融入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而且应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活动。这就需要我们汇集诸方面的历史资料,争取成为申报城市之一员。

  在上级所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城市中,作为这条“道路”重要发端之一的现广东省辖下,只有广州和雷州(原徐闻)两地。广袤的粤东地域,是一个空白。而潮州,完全有理由担当此一角色。

  首先,可资借鉴的,是已被确定为“海丝”申遗城市之一的漳州。漳州之被定为“海丝”申遗城市,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个出海口岸——月港。明初,朱元璋一方面对各相关邻国采取遣使结交的手段加以羁縻;另一方面,又宣布“片板不许下海”,实行严厉的海禁,“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致之重法。”《大明律》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这是一种对海外贸易的统制政策,一方面由朝廷规定管理的所谓“朝贡”贸易,另一方面禁绝民间的对外贸易行为。至嘉靖年间,这种政策更加变本加厉。但这种严酷的政策,并没能禁绝民间的出海贸易活动。也就说,继续走海上丝绸之路的,除政府间的“朝贡”贸易外,大量的还有民间“出海贩私”活动。这一点,东南沿海显得特别活跃。

  先看月港。有关资料是这样介绍的:福建市舶提举司移置福州后,漳州月港作为出海私贩贸易活动中心(指闽地——笔者)的地位更为凸显。并因此于成(化)弘(治)之际日渐繁华。自正德以后,“月港豪民多造巨舶向外洋交易,……法不能止。”嘉靖时,月港“东通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也早看出了这种海禁的弊病。如:正德十六年(1521年)林富就在《请开番舶贸易疏》中指出:(广东的)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剌加诸番舶尽行阻绝,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札”,“市舶官吏公设于广东省,反不若漳州私通之无禁”。也就是说,他感到当时广州的市舶提举司执行了朝廷“海禁”的政策,而海上贩私却转向了漳州周围地区。这样的“海禁”对于海上贸易是禁绝不了的,不如开禁。 

  其实,自明初实行海禁,广东沿海地区仍不断有人“违禁”下海。尽管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又“严禁广东通番”,仍未能禁绝。甚至连一些地方的文武官吏,也“私造大舶,以通番商。”即使嘉靖年间,明朝政府的海禁更加严厉,甚至连沿海地区下海采捕,广东商人通过海路贩卖米谷也一并禁绝,但沿海人们总采取种种办法,“私人”或结伙出海贸易。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被称为“海盗”的武装海上贸易团伙。

  广东在当时的总体情况如此。现在来看潮州。自唐代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在潮、泉二州之间拆置漳州以后,漳州成了潮州的毗邻,两地的联系仍是十分紧密的,包括人口迁徙与唐宋等时期潮州陶瓷对该地域陶瓷的影响(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仍有潮州制陶瓷师傅流散到该地瓷厂)。柘林古港元代的镇凤塔和古道等物,证明到元代仍很繁荣。明代最严厉的海禁时期,这里的私自出海贸易甚至比月港还强烈。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亦商亦寇”、“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的以“海盗”为代表的海上队伍。尽管当时的“海盗”存在各种不同的弱点,后时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嘉(靖)万(历)年间的海盗,“是中国沿海地区民众用武力取得对外贸易权利的武装贸易集团”,他们的行动是场反海禁的斗争。在这方面,潮州对比漳州(以月港为中心)是有过而无不及的。《明史》记载的著名海盗中,有前文所述的张琏(潮州府饶平县人)“为乱”之后,又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与萧晚(潮州府大埔县人)、林朝曦(程乡县人)起事,队伍竞发展到10余万之众,并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自号“飞龙人主”。在明廷出动7万多大军的剿捕下,被迫漂移海外,万历初,张琏与林朝曦在三佛齐“列肆为番舶长”。也就是说,他在原三佛齐国的地方,不但开辟市场,而且当起了“番舶”的主管事(“番舶之解析也见前文)。林前乾(起事时属潮州府海阳县人,嘉靖四十二年拆置澄海县后,属潮州府澄海县人)原为县吏,获“罪”后逃至海上,当起海盗,嘉靖四十年(1561年后)海阳(后澄海)至福建诏安一带。及后,又先后至北港(今台湾基隆)、吕宋(今菲律宾)、大泥,万历初,他在北大年(今泰国南部)建立了一个港口,称道乾港,继续从事海上贸易。林凤(潮州府饶平县人),以澎湖为基地,主要活动区域为闽粤沿海。万历二年,进入魍港(台湾岛),又率部4000余人至吕宋(今菲律宾),在马尼拉港对西班牙殖民者发动进攻,失败后,“复走西番”。还有《明史》及地方志书所载的王伯宣(海阳县人)、许栋(饶平县黄冈人)及许朝光(两人先后为首,后者据海阳辟望港——此处为置澄海后该县之治所)等。除此之外,广东有名的海盗还有东莞的黄秀山和何亚人,而黄秀山手下之众中,也有不少来自潮州府属之人……由此可见,明朝嘉靖至万历时期,潮州府属地方,私家对外贸易乃至武装贸易,比漳州(主要为月港地方)更甚。漳、泉地方的海盗,至郑芝龙集团的兴起,已是晚明时候了。因此,有论者认为,那个时期的海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张琏、林道乾、王凤等人,他们迫使明朝政府认识到‘禁愈严,则寇愈盛’和剿抚收效不大的事实,同时也考虑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后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取消海禁。

  月港正是于隆庆元年取消海禁时,在那里置了海澄县(1960年与龙溪县合并为龙海县),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一段合法的繁荣期。而明朝之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两洋”,日本则仍在禁止之列。于是,通过台湾诸港、琉球而走私日本仍存在。

  隆庆之开海禁,是全国性的。因此,对比此前及此期间的公私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活动,潮州之情况与漳州的情况完全有得比的。

  潮州之申报,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自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粤东行署迁至汕头后,汕头成为了原潮州府属各县的政治文化中心,继60年代拆置梅县地区(曾为嘉应州,即现梅州市)之后,90年代初又将其拆为潮州、汕头、揭阳三市。于是,原潮州府属沿海古港口,便散落于三市之间。但这不应作为潮州要求成为“海上丝路”申遗城市的障碍。这里面,可资借鉴的是漳州和厦门的关系问题。

  厦门原是漳州治下的一个海岛,初始也是作为海上捕鱼和交通的一个点而后才发展起来,明朝中叶以后,成为闽南民众移垦台湾的主要出发港,曾作为泉州与漳州之月港的外围小港口、辅助港而存在。但厦门于明清之际就已迅速崛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海上武装贸易集团的经营。特别是郑成功,将其作为经略闽南,延至潮州沿海的扶明抗清根据地,也成为后来渡海收复台湾的根据地。曾一度称为思明州,享有与漳州“平起平坐”的地位。清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后,即成为福建的通洋正口和对台运输的专口。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是(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厦门崛起后,月港原有的地位为厦门所代替,处于一种“附属”港口的位置。

  潮州是清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开放的10处通商口岸之一。“条约”签订后,英领事立即先进驻汕头。他们也看到潮州府城在粤东的历史地位,总想将领事进驻城中,多次未能如愿,潮州民众最激烈的反对分别发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和同治五年(1866年),最后于同治五年五月在清朝官员带兵勇保护下才进入。

  综上所述,就具体市区论,厦门无论从海上贸易,设过州治、辟为通商口岸,都比汕头为早,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又同辟为特区。前些年,漳州被列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城市,不见厦门有什么异议,因为历史便是历史。国家有关“海丝”申遗方面,对漳、厦两地,首先选择了漳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我们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珍惜潮州数千年的历史以及义安郡建立16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不要因为拆市20多年而割断潮州文化,打破狭隘的现实地域观念,坚持潮州这一海上丝绸之路明珠的历史资源共享,就像潮州工夫茶、潮州戏(潮剧)、潮州木雕……的资源共享一样。如此整合原潮州府辖地域对外交通贸易的历史资源,潮州这方面的形象就会凸显出来。

  历史给了我们以机遇。国家关于“一路一带”的发展战略,不但深得国内人心,也深得“沿路沿带”国家合作发展之心。省里有关方面的研究及资料,有关于争取海上丝路申遗城市扩展的想法(争取更多城市被列入),只要我们抓住这一机遇,潮州被列入是很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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