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文化植根中原儒家文化正统，兼容并包岭南土著文化和海外华侨文化之优点，具有重儒重商的双重特征，这一文化背景造就了潮州文化“善于创造性转化”的特质，有力推动潮州从蛮荒之地向“海滨邹鲁”的转变。在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明确并突出这一特质。要说明的是，该特质的提出，对于澄清长期以来外间对潮州文化“封闭、排外”的指责和误读，同样意义重大。

　　2024年6月6日，潮州文化大学堂“品‘潮’寻踪”第六期活动“‘宋末三杰’风骨永流传”在潮州日报社举行，我有幸作为主讲嘉宾之一与会。此次活动的主题本来在于深入挖掘“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与潮州的历史渊源及其所蕴含的丰富精神内涵，进一步探寻宋代文脉对潮州文化传承发展的深远影响。不承想，在和几位嘉宾老师的互动交流中，我的发言稍稍逸出会议主旨，竟从传承宋末三杰忠义精神谈到如何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时代内涵。蒙市社科联党组书记邢映纯抬爱，觉得后一主题似更有裨时政，希望能将相关思路整理出来，遂草此小文，粗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韩师的“汝平亭”。亭内有宋代陆秀夫的两块纪念碑，一块是民国十五年重修的“宋陆丞相祠碑文”，另一块是“孤忠大节”。据记载，韩山原有秀夫亭，但不在此位置，这两块纪念碑是重建校园时，为保存先人遗迹而修葺在汝平亭内。 熊燕军 摄

　　南宋德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276年，伯颜率领元朝大军兵临杭州城下，太皇太后谢氏带着小皇帝赵㬎呈上降表，南宋灭亡。与此同时，谢氏又派人偷偷将两位小皇子赵昰和赵昺送出杭州，希望他们能够像建炎时期的高宗一样，复兴宋朝。在陈宜中、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等人的辅佐下，两位小皇子先后建号立国，一路逃亡，一路抗元。三年后，崖山一役，宋军战败，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南宋二王行朝主要活动于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潮州亦在其中。虽然行朝在潮州驻留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许多故事传说与文化遗存，特别是与宋末三杰相关者，而他们的英雄浩气亦在潮州大地世代延续，备受尊崇。为弘扬其忠义精神，元代以后，潮州当地修建了大量祠庙、墓园、牌坊等纪念性建筑，留存至今的仍有陆秀夫墓、“十相留声”坊、“孤忠大节”石刻、文山亭等。一些宗族甚至将其视为开基祖，比如凤凰文氏即自认为是文天祥的后代，澄海砂冈及磷溪仙河一带陆氏则自认为是陆秀夫的后代。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纠结这些传说故事的真实性。事实上，真假固然重要，但历史事件背后的行为动机尤其值得关注。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传说故事有相当多的“虚构”成分，那我们就要明了虚构的原因所在？这就不得不从潮州的历史发展说起。潮郡建置虽早，然偏在岭南一隅，与中原相距遥远，相当长时间被视为“蛮烟瘴地”，未得教化。韩愈入潮虽有更作，然时间过短，成效有限。北宋前期，情况虽有改观，却仍属欠发达地区。陈尧佐《送王生及第归潮阳》：“休嗟城邑住天荒，已是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这个王生应是潮州有史以来第一个明确记载得中科举的考生，但他对家乡却颇有微词，不够自信，陈尧佐此前做过潮州通判，于是鼓励他，称他带了一个好头，自他以后潮州会成为“海滨邹鲁”。自此以后，潮人焚膏继晷，读书不倦，更加感佩韩愈治潮兴教之功。

　　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潮州地方社会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相，一方面是“海滨邹鲁”，文教昌盛，另一方面是“盗匪窝子”，山贼海盗盛行。当然所谓的“盗”“贼”相当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因为生存问题不得不铤而走险。在这种背景下，潮人既需要洗涮掉身上的“污名”，又不得不面对地方秩序失控的难题。而宋末三杰的“忠义”人设既符合潮人“海滨邹鲁”的文化定位，对于团聚地方自卫自治也有现实的激励作用。于是这些忠义英雄逐渐被有意识地纳入潮人民间信仰的范畴，变身地方保护神，成为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也解释了“双忠公”信仰传入潮州并盛行的原因所在。不同在于，唐代双忠公睢阳之战与潮州毫无关联，而宋末三杰则真真切切在潮州活动过。至于尊崇宋季而非明清忠义，大概是因为宋代不仅时间更早，而且是潮州“海滨邹鲁”的开始，象征意义更大。

　　问题是，800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坐下来隆重缅怀宋末三杰的风骨？是为了颂扬他们精忠爱国的精神？这绝对没错。宋末三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不仅过去讲，现在讲，将来还会一直讲下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宋末三杰故事的精神内涵是否始终都是“千篇一律”？同样道理，潮州人讲的宋末三杰故事与漳州人、广州人讲的完全一样吗？

　　缅怀历史不单是为了纪念过去，更蕴含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对于国家、地方抑或个人，历史文化资源都是一笔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关键是要结合时代需要，深挖历史文化资源的时代特质。就宋末三杰故事在潮州的流传而言，除常见的精忠报国精神外，我个人看到的则是潮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继承。也即是，潮人尊崇的许多历史人物包括双忠公、韩愈和宋末三杰等都是外地人，结果他们都被转化成为潮州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潮人顽强奋斗的精神担当。

　　类似的故事还有辞郎洲。南宋末年，二帝（王）播迁海上，来到潮州。都统张达率义勇扈跸，张达之妻陈璧娘送夫至海边洲上，勉励张达勤王。后张达在厓山之役中壮烈殉国，陈璧娘获知消息后，不食而卒。后人为纪念张达、陈璧娘夫妇的忠义壮举，遂名其洲曰辞郎洲。该故事发生在潮州，故事文本却源于福建漳州，出自陈璧娘家族的族谱。虽然该故事被证实是后人虚构的文学传奇，但在持续不断的书写和流传中，这个本应由漳潮两地共享的文化资源，却逐渐为潮州所独享，并取代本地的侍郎洲故事，成为潮州的地方知识。

　　牛肉丸的故事也是潮州文化创造性转化特质的典型例子。在清末及民国初期，卖牛肉丸的小贩大部分是客家人，他们挑着小担在汕头老市区、潮汕地区挨街串巷叫卖。聪明的潮汕人看到客家的牛肉丸很有特色，便将它移植过来，汲取其优点，改进其不足，最终牛肉丸成为潮汕地区代表性美食之一，风靡全世界。

　　潮州文化植根中原儒家文化正统，兼容并包岭南土著文化和海外华侨文化之优点，具有重儒重商的双重特征，这一文化背景造就了潮州文化“善于创造性转化”的特质，有力推动潮州从蛮荒之地向“海滨邹鲁”的转变。在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明确并突出这一特质。要说明的是，该特质的提出，对于澄清长期以来外间对潮州文化“封闭、排外”的指责和误读，同样意义重大。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熊燕军

编辑  张泽慧  责任编辑  詹树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