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楚楠

　　乾隆《潮州府志》卷二十二【经费】条载：“知府俸银六十二两零四分四厘（遇闰加银五两一钱七分零三毫）；

　　薪银七十二两（遇闰加银六两）；

　　心红（印泥）纸张油烛银五十两（遇闰加银四两一钱六分六厘六毫）；

　　桌围伞扇银二十两。

　　四项共银二百零四两零四分四厘（原注略）；

　　闺银一十五两三钱三分六厘九毫（同上）。

　　此外，尚有：

　　修宅家伙银五十两（原注略）

　　除了固定的收入外，知府还配有：

　　书办二十四名、门子二名、马快十名、步快十六名、皂隶十六名、民壮四十名（内饶平县拨十七名、惠来县拨七名、大埔县拨六名、普宁县拨十名，馀略）、灯夫四名、轿伞扇夫七名、禁卒十二名、库书一名、仓书一名、库子四名、斗级六名（其中，以马快“工食草料银”每名岁支十八两、书办岁支工食银一十两零八钱、库书、仓书岁支工食银一十二两之外，馀皆岁支七两二钱），还有“修仓备办刑具”银二十两。

　　潮州知府为正四品官员，每年仅仅领到俸禄银二百馀两。（平均每月实领二十两左右，他的开销很大，如聘请幕僚，聘金就须全数由他负责）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中所说的：“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亦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殡葬之费。”（据《明史》卷226【海瑞传】）

　　明代以官员低薪著称，而到后其，随着“加饷”的增多，明朝的贪官亦最多。清承明制，故清初官员的薪给亦偏于低水平，敝窦丛生。邓之诚先生在《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下）之【火耗】中说：

　　民间以银纳粮，其数零星，成色不一，经火熔销，必有耗蚀，故官吏须加“火耗”。䆮元有每两加至四五钱者，不啻公然贿赂，最为民害。

　　“火耗”是“耗羡”的一种。（旧时官府徵收钱粮时以弥补损耗为名，在正额之外加徵的部分。唐·白居易《不夺人利策》有“耗羡之财不入于府库”之句。《儒林外史》第四回：“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羡，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而借“耗羡”的名目，竟有“每两加至四五钱者”，等于正额之外的一半。故雍正二年任山西巡抚诺岷等有“提解归公之议”。清世宗雍正皇帝后来示谕曰：

　　州县火耗，原非应有。因地方公费、各官养廉，不得不取给于此……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据王庆云《熙朝纪政·纪耗羡归公》）

　　雍正五年（1727），终于颁布了政令，“养廉银”纳入制度之中。特指官吏于常俸之外，规定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银钱以“养廉”。（武职始于乾隆四十年【1775】）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二谓：“雍正间，耗羡归公，定直省各官养廉，由世宗之独申睿断，因时制宜。”养廉银直至辛亥革命清朝覆灭时还在实行。据徐珂《清稗类钞·礼制》引孙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说：“加之厚其养廉，永其俸禄，则无瞻顾之心，而能专一其志。”养廉银延续时间是184年，可见它的活力。刚颁布时，“先是江南每两加耗五分，雍正六年以后递增至一钱。”总计“各省文职养廉二百八十馀万两及各项公费，实取褚此。”（王庆云《熙朝纪政》语）另据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引乾隆五十三年荣庆堂刻本《大清缙绅全书》，当年江南地区的养廉银数额为：

　　总督，18，000两；

　　江苏巡抚，12，000两；

　　安徽巡抚，10，000两；

　　江苏、安徽学院，各4，000两；

　　江宁布政司，8，000两；

　　江苏布政司，10，000两；

　　苏州知府，3，000两；

　　六合县知县，1，000两；

　　全椒县知县，600两；

　　各府同知，600两；

　　各府通判，500两；

　　各河厅同知，500两；

　　河厅各通判，400两；

　　两司首领、各府首领、各州同、各州判、各县佐贰、各府州县佐职、管河各州县佐杂暨馹丞闸官，各60两。

　　著者还说：“做官所获得的俸禄，实际上是他们收入中最小的一部分。他们还获得额外的被称为‘养廉’的津贴。这一津贴是正式俸禄的好几倍。”“担任某些官职还会有少量行政费用的补贴，这种补贴叫做‘公费’。此类俸禄、津贴和补贴是有官方记录的。”（按：称为“规费”）

　　此外，官吏还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据御史胡家玉在光绪十二年（1873）的奏折中说：朝廷在江西南昌县的税额是48，000多两银子，按惯例，知县在一两税银中可收取0.24两附加税，仅此一项，南昌县知县一年可收取12，000两的额外收入。（据盛康《皇朝经世文编》卷36，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知县的上司是知府，故清代民谚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话头回到潮州本土来。光绪《海阳县志·宦蹟》【吴均传】谓【节录】：

　　吴均，字治平，号云帆，浙江钱塘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嘉应州知州调署海阳篆。生平嫉恶最严，地方匪类必擒治乃已。奸宄慹服，民爱之如父母……二十六年升署（盐）运同，嗣兼潮州守。适城东广济桥崩溃十馀墩，均捐廉五千金，修复三墩，绅商次第捐修，因建坊桥上以志德。又捐廉濬三利溪、筑北堤，水道疏通，基围巩固，人蒙其利……（咸丰四年，贼又攻澄海城）均移兵亲往救援，攻外砂，破之。当外砂未破时，霪雨连旬，兵不克进，辄跪雨中求晴，体中寒湿，又以在军积劳成疾，十一月旋郡遂卒，士民涕泣相弔。均自奉俭约，由县令至郡守，一如寒素，性廉介，不妄取民间一钱。卒之日，一子一妾，赖僚友佽助始能归籍……时奉上谕：“有潮州吴均，素著恩威，前在惠城已有成效”等语，至是赠太仆寺卿，荫一子及岁以知县用，崇祀名宦。光绪二十四年，奉旨准于潮州府建立专祠，并将历任事迹宣付史馆，列入《循吏传》。”（“剿匪”事迹不录）

　　据《传》及《清史稿·列传》记载，可明数事：

　　1.道光十六年、十八年、廿一年，吴均先后三次担任潮阳县令，期间“筑堤千百馀丈，由是有淡水灌田”；又“择地捐筑义豖”，以改“停柩不葬”之陋俗……道光二十四年由知嘉应州调任海阳县令时，即捐廉倡浚三利溪，使方圆数十里田园无旱涝之忧；北堤出现险情，吴均带头立于堤顶，万众奋身抢筑，当发现堤身有一处呈弯曲状，又捐俸三千金以截直加固，郡民誉称为“吴公堤”；又筹资兴筑西湖山之“腰城”143丈；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特大洪水使广济桥东段“石墩圮者六、损者二、坏者一”时（即民谣称“二只鉎牛一只溜”），久年未修复。二十六年身兼盐运同、潮州知府的吴均，慨然以修桥为己任，“捐廉五千金”，使“全筑者三墩、稍葺者四墩”。在他的带动下，盐商、米行等商界人士特成立“子来局”以主持其馀桥墩修缮事宜，至道光廿九年告竣，因建“民不能忘”坊于桥上以志德。（参见《子来局修复广济桥第十一墩记》）

　　2.综合吴均在潮阳令、海阳令、潮州知府任上，18年间共捐银达二万两。作为县、府级官员，靠的就是“养廉银”。（据《大清缙绅全书》：苏州知府每年养廉银为3，000两，【苏州曾当做省会，按古今惯例，级别肯定比潮州高，苟且以平级计】，吴均当过知府八年，共得银24000两；当过十年县令，共得银8，000两【按六合、全椒县平均值800两计】。何况还要雇“师爷”等幕僚。）基本上等于养廉银全数捐赠。

　　3.《传》曰：“均自奉俭约，由县令至郡守，一如寒素，性廉介，不妄取民间一钱。”相传“卒之日，一子一妾，赖僚友佽助始能归籍。”据张心泰《粤游小志·杂录》载：灵柩归乡日，“村民野老，无不攀号送引。自郡东门至上水门舟次，计程仅二里许，柩初出署当寅卯交（早上五六点），登舟则夜漏二鼓下矣（晚九时至十一时）。”从昌黎路府衙出发，经太平路出东门至上水门舟中，不到三里的路程，出殡队伍竟走了十几个钟头，正是“民爱之如父母”的最好写照。而巍然屹立在广济桥上的“民不能忘”石坊，则是潮人对“吴府公”缅怀、崇仰的最好印证！

编辑 翁纯 责任编辑 詹树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