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后期，由于科名的名额太少，走科举的道路以“光祖耀宗”，宛如走“独木桥”，加上“阳明学”的“满街都是圣人”的主张逐步深入人心，文人为了生计，多方面地“辟财源”，亦是不难理解的问题。归纳起来，文士的经济收入有如下的几类：

　　一、幕僚

　　幕僚是官员私人延聘的，并不承担任何官方的职责，故他们的性质是“被雇佣者”。幕僚应聘后，与本官有主客之分，但无上下关系。幕客称本官为主人、东主、东家、东翁；本官称幕僚为西席、席宾、老夫子；旁人称之为“师爷”。如著《浮生六记》的沈复，其父嘱之曰：“我病恐不起，汝守数本书，终非糊口计。我托汝于盟弟蒋思斋，仍继吾业（当师爷）可耳。”……沈复则说：“而余则从此习幕矣……此抛书浪游之始，故记之。”（据《浮生六记》卷四，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10.） 又如诗人黄景仁外出游幕，是因“母老家贫，居无所赖，将游四方觅升斗为养。”（《清史列传·黄景仁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抛书浪游”、“弃书读律”、“弃书习幕”，不管称呼什么，总之是为了生计，不得不走摒弃科举之路，专心当幕僚。

　　当幕僚，自然以当封疆大吏像总督、巡抚、学政等的幕客为上，不但待遇高，还能得到“保举”的机会（奏请朝廷授予或晋升官职）。但几个人能成为幸运儿？故以下重点介绍知府、知县的幕僚：

　　刑名：协助主官处理司法审判事项，须精通法律、熟悉案例。

　　钱谷：协助主官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经济纠纷亦由他处理，他的业绩直接影响幕主的考绩与收入。

　　刑名、钱谷是最重要、亦最常见的师爷（视府、县事务的繁简，有的地方两种兼于一身称“刑钱师爷”）。幕僚尚有“徵比（负责稽察与考徵赋税）、挂号（负责处理、分发各类公文，筹办对上司的各种应酬）、书启（负责起草官府公文和官场应酬信函）”三种师爷。

　　东家与幕僚必须讲求推心置腹，互相信任。所以有“尽心、尽言、不合则去”三原则的说法。就是“心尽于事，必竭所知所能”，“尽心之欲言”，“官幕如同船同命”、“礼貌衰，论议忤，辄辞去。”

　　幕宾的工作报酬，称为束修、岁修或馆谷。按规定，由延聘的幕主自行致送，即在岁俸或养廉银中支付。乾隆间最有名幕僚的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以修脯而计，刑、钱一岁收入足抵‘书、号、徵比’数年……岁修百金，（除各种应酬外）到手不过六七十金。八口之家，仅足敷衍。”

　　得到幕僚的地位，绝非轻而易举的事。竞争激烈，淘汰率高。“夤缘以进，结纳以利，捷足先登，下井者投石，人情叵测，世路崎岖，盖有不可胜言！”（龚未斋《雪鸿轩尺牍》）因缺乏有力的门路或才干稍差，只能在家待聘，人称“失馆”或“搁笔师爷”。遭受“搁笔穷”的人，不知凡几。

　　士绅有了文名，往往为官或富商做延聘的“清客”，聘金高低不一。亦有人当上管家仆和家庭杂事的“总管”，这亦是谋生之一途。（略）

　　二、教学

　　教学是除出仕外，一种比较体面、收入相对稳定的职业。教书在志乘和族谱中常被称为“舌耕”，教师是否具有士绅身份是衡量经济收入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如大学者赵翼，据赵廷俊《鸥北先生年谱》载：赵翼“年十六，馆于东齐黄氏……馆饩岁不过六金，除买纸笔外，悉以养家，不敢用一钱。”倘若本人是贡生或举人，“会看文”，教授对象又是生员（秀才），酬金自然就高，馆金会出五六十两，为白衣秀士的六到七倍。

　　教书收入还与教育对象的人数相关。如据《李氏迁常（州）支谱》记载：族规规定，塾师须是本族或其他宗族的生员，倘学生是三人，宗族须付束修6千个铜钱（约相当50两银子），倘学生在4人以上，该族须付8千文铜钱（约70两银）。伙食、书籍、文具等也由该族提供。塾师还可接受由学生家长奉送的“节礼”、“孝敬费”。有了生员功名的塾师，其收入大概是府县幕僚（刑谷师爷）除外的二分之一。

　　明清时代的教育不是以科举为目标的应试教育，亦包括追求实用的大众教育。乾隆《青浦县志·风俗》载：“人皆教子读书，虽乡愚村僻，莫不置句读（标点断句）师训童蒙。”在普通话还未推广、普及的古代，特别是潮州方言覆盖的地区，每个字都有“文、白异读”的读音。故乾隆《潮州府志·风俗·方言》云：“或延他省人为师，往往不能口授，必重译乃通，或书其字于粉版，令其识认。”所以村学塾师，多由当地人担负。是又不可不知也。

　　三、经商

　　士绅经商就被称为“绅商”。以牟利为宗旨的商业活动从不被视为士绅的恰当职业。士子经商大多由于仕途不达，如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就记载纽玉是著名的经学家，又是贩卖木棉的行家。该书载：“纽玉，字匪石，元和（今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人。业贾贩木棉，舟船车骡之间，必载经史自随。归则寂坐一室，著书终日。每负贩往来必经邗上（今江苏扬州市），留与邑中经学之士讲论数日乃去。”（中华书局1960年版）

　　绅商“弃儒从商”可分以下类型：独立经营（可大可小），受雇于商人的经理、记账等。

　　绅商一些人因经营得法，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不但扩大的商务，还多数捐了功名，通过“异途”成为士绅中的一员。潮州城乡到处都有挂着“儒林第”、“大夫第”等门匾的民居，是因为“异途”与“正途”争着“光祖耀宗”，绅商又有雄厚的资力，足以建华丽的门庭。

　　四、行医

　　清初王士祯《池北偶谈》卷24《谈异五》曰：“文登（今山东文登市）生员刘大成以儒医耆德，为乡党所推，董修学宫。”由此可知，行医者若是士绅，可称“儒医”，以区别于普通医生。如江苏青浦县贡生何其伟，家中世代行医，他又是诗人，林则徐“深器之”，“谓其不仅以医名者，敦孝义、尚气节。尤好施予，宗戚有困乏时，周恤之。”（光绪《嘉兴府志》卷59）乾隆《潮州府志·人物·方技》也载：“庄汝济……精医，治辄效，贫者不取钱……帅（郝尚久）留之幕府。”“两粤开府卢公及驻潮王将军咸知其名，待以殊礼，汝济绝无请托，惟于地方利害，时为二公言。然未尝以告人，人亦不得知也。年愈八十，犹孜孜行善，感其德者至焚香以祝。”

　　行医是士绅家庭为子弟择业的一条出路。儒医的收入高于普通医生，亦明显高于很多只从事教学的塾师。

　　五、其它

　　本栏包括：编选时文（以文股文为主）和其它不稳定收入（如堪舆、占卜、星相及测字）。此外，还包括使用干犯法律的手段（如冒考和抢替的事情［俗称“当枪手”］、议事过钱［即士绅在乡中说人情、裁纠纷和调解诉讼案件的长期或短期行为］）以及索赠［俗称“打秋（抽）风”］等等。

　　潮州处于“省尾国角”，又不是乡试的省会，故编选、刻印时文，多是从外地流入，当地士子大体上不以此谋生。堪舆，即看风水，在各种迷信职业中，技术性最强，收入也相对高些。次一点的是卜卦和看相，最差的是测字等。

　　总之，明清时代的文士，倘科场不称意，为了“稻粱谋”，多走当幕僚、塾师，经商、行医，靠润笔或其它职业谋生的途径，以养家糊口，经济收入千差万别。其中，以“绅商”为最。正如郑国藩先生《似园文存》卷四［传类］所载：弃儒从商的潮安人邢登朝“虽置身商界，常以不获青其衿为憾（意为：不以科名为进。青衿：明清秀才的表服。）”其弟毓芳得中廪生，“君喜而后可知……（其子艺圃）会覃恩，入赀晋封君奉直大夫。初君（指艺圃）志于显扬，援例得州同知衔，荣封一代儒林郎，至是并以奉直大夫诰赠焉。”邢登朝原本想“耀族留名”的希望终于如愿以偿。

　　（参见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6.）

　　曾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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