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唐朝和宋朝，是风格迥然不同的两个朝代，前者鲜衣怒马，后者细腻清雅；前者粗犷雄浑，后者质地柔滑；前者恢宏健硕，后者精妙细微；前者热烈奔放，后者内敛沉静……
唐代的事物，无一不恢宏博大，丰盛健硕。唐代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卢舍那佛，气势不凡，雍容华贵。韦炯墓壁画中那肥硕的女子和强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双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飞扬的骏马，无不体现出唐人强烈的自信和力量。而宋代文物的风格则细腻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晋祠侍女像，艺术评论家说它“流畅、秀丽，特别是在刻画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过往的成就。”和这尊侍女像一样，宋代雕塑体型普遍变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们均以细致小巧，富有生活情趣而取胜。
最有感性差异的，还是女人。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女人内敛柔和。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女人只能置身重帏之后，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张望。唐代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大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宋代女人却裹起三寸金莲，讲究行不动裙，笑不露齿。唐代女人以丰肥壮硕为美，一如杨贵妃，雍容华贵；而宋代女子追求瘦弱和病态，一如赵飞燕，体态窈窕，瘦削秀美，堪为“掌上舞”，若凭栏临风，则有翩然欲飞之姿。
最不可能忘怀的，还是诗词。唐诗热烈雄浑大气，宋词清丽婉约沉思。唐人对于事物的描述常常宏阔，讲求情绪志向的迸发；而宋人则趋于精微，更擅长借物喻世、议论为诗。李白写庐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气势非常宏大，一瞬间的动态之美全都出来了。苏轼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借景喻人，个人警醒，从感性体验走到理性思考，风格完全不同。唐朝文人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们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李白“十五学剑术”、“一射两虎穿”；岑参“近来学走马，不弱并州儿”。他们下马能饮酒，上马能杀人：“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宋代文人却不再向往到边塞去领略风沙，习武从军在他们看来是卑贱的事业。宋诗中很少出现边塞、骏马和战争。唐人笔下的边塞壮丽无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对比之下，宋代为数不多的边塞诗词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读起来是那么的凄凉。如果说唐诗体现的是少年精神，那么宋诗则充满了中年人的冷静和沉思。可以说，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最是各具神韵的，还是书画。唐人喜欢画骏马、苍鹰和牡丹。因为它们热烈、奔放、大气的意象，抒发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别是牡丹，因为其热烈奔放，艳压百芳的强劲感官冲击力和至强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为唐代的国花。而宋代的文人画家却偏爱低调含蓄、幽冷寂寞的梅兰竹菊。他们以严寒中怒放的梅，展现严酷环境中的不屈；以独处幽谷的兰，代表寂寞中一份清雅的执念；以未曾出土先有节的竹，表达士人的自制和节操；以傲霜而开、残败犹抱霜枝的菊，象征逆境中无言的抗争。唐代画作多有写实风格，富贵气重，画家所画之事，多为与皇家贵族有关，阎立本的《步辇图》画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故事。到了宋代，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大有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传统儒学开始复苏，诸如文同的《墨竹图》、梁楷的《李白行吟图》之类的画作，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写意风格。唐代时候的楷书讲究笔画严整规范，而到了宋代，行书则成为了主流，柳公权、颜真卿等书法大家的作品都规整有序，苏轼、黄庭坚的字则“错落有致”，行草相杂，笔笔有意，气韵灵动，俊逸流美，各字有各自的风范。
最能彰显性情的，还是瓷器。唐瓷大气，宋瓷精致。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胜，宋瓷则精致而谨慎。小山富士夫说：“唐瓷华贵，宋瓷纯净，明清瓷器精细俗艳。”宋瓷或为纯白、漆黑，或为清澈无垢的青白，或为幽玄深邃的粉青。与大气粗朴的唐瓷相比，它简洁清秀，反映出宋人细腻内向的心理性格。唐代工艺品的经典之作唐三彩，有很强的包容性，融合了多元文化，不少唐三彩作品中以胡人为主要创作元素，三彩胡人骑驼俑就是经典案例；而到了宋代，窑烧瓷器走向了工艺品水平的高峰，含蓄、精致、内敛。
不一样的唐宋风流，是由不一样的唐宋规制造成的。唐朝尚武，连文人也傲岸不逊，豪饮高歌，笑傲王侯，斗鸡走马，出塞入关……具有充沛的体力和活力，乐观自在，正如崔颢所言：“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也杀机重重。宋朝尚文，武将不管立了多大功勋，也难有文臣那样风光。田况《儒林公议》中说，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宋人失去尚武精神，沉醉于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敏感。宋代是富足的，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却因积弱分权，失去了大好的战斗力，终日陷在“为赋新词强说愁”忧郁情怀中。最终，赵宋王朝被逐离中原，不得不南渡另立。可以说，赵匡胤通过营造整体民族的文雅氛围保住了赵氏家族的安全，却在不经意间让整个宋朝江山陷入了危机和灾难。
唐宋兴衰，见证了世事无绝对。尚武，易致好斗，内讧，引起动荡；尚文，易致孱弱，势孤，招来外患。重武不轻文，重文不轻武，文武并重，才是民族风流最根本的要义所在。
程应峰
编辑 张泽慧 责任编辑 詹树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