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佛像佛首（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藏）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出土青白釉印花花口碟

　　【编者按】

　　日前，广东公布5项年度重要考古发现，潮州市湘桥区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入选“2022年度广东重要考古发现”项目。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南方以青白瓷为主要产品、以外销为主要特点的重要窑口，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遗产点之一。笔架山潮州窑的考古发掘，对提升潮州窑在中国陶瓷史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版约请文物博物研究馆员，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馆长李炳炎和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林绍勇，撰写《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研究与考古新发现》，对笔架山潮州窑的烧造背景、工艺、产品海外发现和考古新发现等进行梳理、讲述，以飨读者。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是潮州古代陶瓷的代表性窑场，也是潮州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该窑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命名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历史上，广义的“潮州窑”指潮州区域内所有窑场的总称，狭义指宋代潮州笔架山窑。站在潮州陶瓷史的高度上看，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研究显得极其重要，其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上世纪50~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与先进考古仪器的应用，一些原有的学术观点逐渐被修正。本文就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烧造背景、海外发现及近年考古发现进行梳理。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或更早一些，不少国外学者就注意并热衷于中国古窑址的研究，尤其是5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逐年增多，发表的专题论文、专著和图录更是与日俱增。

　　有关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研究，是因白瓷释迦牟尼佛像的发现而引起广泛关注的。1922年10月，军队在潮州城西羊鼻冈挖掘战壕时，在距离地表约一米处，挖到一个小石室，室内藏着四尊青白釉佛像及一个莲花瓣炉，每尊佛像的底座都刻有铭文，一尊为北宋治平四年（1067）、两尊刻有熙宁元年（1068）及一尊为熙宁二年（1069）所制，佛像的发现随即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50~80年代国家、省有关文博专家及潮学知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作了研究。2004年笔者接着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新发现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器物，编著《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著名潮学专家黄挺教授在序言中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学术回顾，书中收录饶宗颐先生、曾广亿先生等的研究文章，并收录了省、市博物馆及民间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藏品共230件；2012年首届潮州窑学术研讨会在潮州举行，出版《南国瓷珍——潮州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里面收录多名国内知名文博专家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研究，其中栗建安先生的《东渐西输——潮州窑与周边瓷业关系及其产品外销的若干问题》及郭学雷先生的《宋代潮州笔架山窑相关问题研究》的论文，对该窑的兴衰、工艺特征及港口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黄挺教授的《宋代笔架山窑产品的输出》论证了今潮安桑浦山一侧的金沙洋为宋瓷外销的港口；2013年曾骐先生在《岭南文史》发表的《潮州笔架山窑出土的宋代瓷佛造像》，对佛像铭文中提及刘用家谱系及佛像制作缘由作了研究；2015年日本学者田中克子在潮州海丝·陶瓷国际论坛上发表《日本出土的宋代潮州窑产品与相关问题——以福冈市博多遗址群出土的为主》；2015年笔者在《青白瓷器研究》发表《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佛像工艺》。

　　至此，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关于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若干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 烧造背景

　　早在唐代，潮州南北郊的南关窑及北关窑已建造馒头窑生产青釉瓷。至北宋，北关的凤山一带建有龙窑，南关窑、北关窑由原来生产青釉瓷逐步转为生产青白釉瓷。但由于南北郊距离州治较近，加之不便于大型龙窑的建造，周围缺乏优质瓷土矿，显然不适应于生产高质量的青白瓷和扩大生产规模。到了北宋中期，窑场逐步以笔架山为重心。

　　考古发现，从笔架山东南山麓，至西北涸溪塔山脚，约四五公里均为窑址，共清理11条龙窑窑址，其中10号窑火膛被毁，残长79.5米，宽3米，出土大量白瓷、青白瓷、酱釉瓷标本，器形有盘、碗、壶、像等十几类，可知当时窑场分布密集，生产规模相当之大。如此规模庞大的窑场兴起，主要得益于北宋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独特的地理优势。

　　首先，北宋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提供了市场需求。11世纪宋朝的辽（金）、西夏、吐蕃以及大理等少数民族控制着对西域的陆上交通，阻断了西北丝绸之路。北宋中期鼓励人民在局势相对稳定的南方进行航海贸易发展经济，开通南海对外贸易航线，促进海外贸易，陶瓷也因此成为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据《广东通志》卷22载：“宋元丰间商税三万贯以下广（广州）十一四务，潮（潮州）十务，万贯以下康（州）十务，南雄州六至八务。”在广南东路中，潮州商税稍次广州，而远在其它各州之上，可见当时潮州商业贸易的繁荣，其中应与陶瓷外销有着密切联系。

　　其次，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优越的地理位置。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窑址南北长约三四公里，范围广，为大型龙窑的建造提供了空间，且能随时扩大生产规模；其后山的水缸山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以及茂密的树林，为窑场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采运方便；尤为重要的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窑场地处韩江下游，与潮州城隔水相望，交通便利，产品可通过韩江运销南海诸国、中东地区、日本、朝鲜等国。

　　随着海外市场对陶瓷的需求，及北方制瓷技艺的传入，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借助优越的地理优势及外来生产技艺发展起来，加速了其生产和发展。北宋中期，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逐渐发展为主窑场。

　　●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佛像工艺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釉色以青白釉、白釉、酱褐釉为多，青釉及黄釉较少。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在胎釉、成型工艺、纹饰、装烧方式等方面，既有与其它窑口存在共性的地方，又蕴含着独特的地方特色和明显的时代特征。

　　潮州佛教的兴起于唐宋。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为保护铜、铁等资源，宋太宗下诏，禁止再行毁铜铸造佛像，同时还下令各地佛寺不得毁坏铁器农具，用于铸造佛像。佛教既兴又不得以金属铸像，于是以瓷塑佛像代替金属铸像应运而生，大量佛菩萨瓷像得以生产。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匠人周明制作的释迦牟尼佛像，庄严静穆，堪称经典。在窑址出土的瓷器残片中，也发现一些其他题材的佛像残座。说明除了释迦牟尼佛等佛像之外，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还生产其他题材的佛教造像，该窑制作的菩萨、罗汉像品种丰富，造型刻划逼真，形象生动传神。

　　（一）佛像彩绘原料并非青料

　　羊鼻冈出土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佛像使用青花料描点的说法，先是罗原觉《谈瓷别录》提出，饶宗颐《潮瓷说略》、陈万里《从几件瓷造像谈到广东潮州窑》都沿用这种说法，如陈万里先生文中说佛像的“冠发、眉睛、须鬓均描青料作黑褐色”，认为佛像以青料（即氧化钴、花料）描绘。2004年，笔者编著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中对佛像的彩料也认同以上观点。之后，笔者通过比对窑址标本，逐渐质疑这一观点，并于2007年8月15日将标本带到北京，请教中国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在其重视支持下，故宫博物院测试中心对佛像给予了科学检测，结论为：1、经分析测试，该佛像首部的眉、瞳、胡须、发鬓部位使用了氧化铁着色，未检测到氧化钴的成分；2、佛像首部的眉、瞳、胡须部位为釉下褐彩；3、发鬓局部有比较明显的结晶物质。

　　通过科学测试，佛像着色剂成分一一呈现出来，推翻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佛像使用青花料描点的说法，本窑佛像描绘料应为褐黑色铁料。在此也改正我以前的观点。

　　（二）供奉款的佛像

　　本窑已发现有纪年款式的佛像铭文共有六种，生产时间分别为治平三年，治平四年，熙宁元年（两件），熙宁二年（两件）。记载了“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请工匠周明制作，用于布施供养。其中一尊的铭文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同妻陈氏十五娘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永充供养，为父刘用母李二十娘阖家男女乞保平安，治平四年丁未岁九月卅日题，匠人周明”。残件标本的划刻款有：菩萨踏莲坐像残座内壁刻划 “周□”的画押款，这件菩萨像是否为周明所作，待考；佛像座残件正面铭文为“子□□同妻陈氏十五娘同男女发心塑造释迦牟尼佛”。 由此可知，北宋周明所作佛像应该是小批量产品，属于定制品。从佛像造型看，其样式不同于其它窑口的佛像，具有独特风格。各佛皆有“胡须”，其整个佛像颜色是贴近世俗人类的肤色而非一般的通身金色。这4尊“人像化”佛像在全中国只有此一例。它的“人像化”造型从侧面反映了史学家指出的宋代佛教“世俗化”的现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潮州民众信奉佛教风气之盛，带动了本土瓷质佛像的制作，使其造型样式更符合地方民众的审美意识。

　　这几件落款佛像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特别是其完整的铭文为研究北宋潮州佛教盛行和男女称谓习俗等提供了实物依据，奠定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在中国古陶瓷史上的地位，也成为研究北宋古陶瓷的典型器。

　　● 产品海外发现

　　潮州濒临南海，潮州港成为南北航线的中段港，舶商利用这一机会上岸进行货物交易。宋代市舶司设立，鼓励和规范海外贸易，主张“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从目前海外考古看，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和西亚。日本博多古港和朝鲜开城及砂拉越州博物馆均有发现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产品，对此，学者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

　　（一）日本

　　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市的博多，自古为贸易港口。该地区的考古发掘至今已经有30年，发掘地点多达200处，成果丰硕。其中发现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前半期出土的中国瓷器几乎都是来自广东、福建的窑口，可能是福建闽南地区与潮州的窑口产品一起装上船的。这些广东、福建白瓷进口的年代，根据出土情况，虽然广东陶瓷比福建陶瓷早一点，但是止于12世纪前半叶。由以上研究成果可知，北宋晚期之前，潮州窑的生产规模及产品品种要比福建各瓷产区发达。研究表明日本福冈市博多遗址出土的宋代广东白瓷绝大部分为潮州窑产品。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发表了《福冈市埋藏文化财调查报告书》，报告中对出土器物已确认为宋代潮州窑的器物共41件，现保管于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

　　（二）高丽

　　1908～1912年间，朝鲜“李王家博物馆”购入大量开城等地古坟中被盗掘并在市场上流通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包含了耀州窑、定窑、越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等窑口的产品。随着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考古发掘成果的披露，日本、韩国等文博专家相继发现韩国开城墓葬出土的大量中国瓷器，有不少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产品，其中一件精美的青白瓷人形注子，与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出土的胡姬劝酒壶非常相近，已被韩国学者确认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

　　（三）东南亚及西亚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在东南亚及西亚也有不少发现。如马来西亚砂拉越博物馆藏青白釉盘口瓜棱瓶；印尼出土的青白釉瓜棱腹盘口瓶、青白釉刻花碟、青釉十瓣口碗、青白釉刻花碗、青白釉水盂、青白瓜棱罐和青白釉莲蓬三联盒等；巴基斯坦巴博出土的浮雕莲花瓣炉；菲律宾出土的青白釉瓜棱盒、青白釉圆筒划花盒、青白釉圈足喇叭口瓜棱腹长流执壶；阿曼索哈出土的青白釉盘口瓶。

　　以上研究成果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在海外的发现。

　　● 考古新发现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自1953年被发现至今，一直以来备受考古界关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经做过多次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成果。其中，2018年发现的青白釉印花瓷器以及2022年发现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Y10号龙窑窑头段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两大考古新发现。

　　对此，笔者将对两大新发现进行介绍，并对相关问题予以探讨。

　　（一）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发现的青白釉印花等瓷器

　　2018年12月，为配合潮州市韩江东岸“三旧改造”项目建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西部“三旧改造”项目用地区域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出土一批瓷器、瓷片及窑具标本。这批考古调查资料尚未整理出版，但其中有4件青白釉印花瓷器残件特别值得关注。

　　这4件青白釉瓷器残件器形分别为碗底、芒口碗（或盘）口沿、花口碟、花口瓶。从残件可以看出，有3件印花瓷器，1件刻划花花口瓶。在已出版的总数超过2000件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出土遗物中均未发现印花碗、盘、碟和花口瓶。那么这4件新出土的青白釉瓷器是否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产品？

　　首先，这4件瓷器均出自编号为2018CBTG4的探沟底部窑址废弃物堆积层，该探沟位于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核心区域10号窑所在山坡西侧山脚下，该探沟北侧约50米处曾于2016年考古调查中发现一座龙窑遗迹。出土位置明确，这是确凿无疑的。其次，4件青白釉瓷器胎质、胎色、釉色及釉层厚薄也非常一致，应为同一窑口、同一批产品。再次，考古调查探沟的试掘面积很小，也不能排除扩大试掘面积会有更多同类青白釉瓷器发现的可能。最后，青白釉碗底有粘沙现象，这一般是烧造过程中形成的，窑工或者窑场管理人员生活中使用的瓷器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这也就基本排除其从外地窑址输入的可能。综上所述，新发现的这4件青白釉瓷器虽然在过去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考古资料中未曾见到，但是出土于同一地点、同一地层，胎质、胎色、施釉和纹饰风格都基本一致，属于同一窑口、同一批产品的可能性比较大，初步判断应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某条尚未被发现或者尚未被发掘的窑址的产品。

　　南宋是中国陶瓷生产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以北方定窑、景德镇的湖田窑为代表的白瓷、青白瓷生产基地采用薄胎印花、模印成型、芒口覆烧等生产工艺，有效提高产品产量和增强产品装饰效果。上述3件印花生产工艺应该是这一技术在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利用。与北宋时笔架山潮州窑产品折沿碟内底的压印牡丹花纹饰相比，上述3件印花瓷的图案纹饰更精致，立体感更强，这显然是生产技术的进步。

　　（二）宋代笔架山潮州窑Y10号龙窑被完整发现

　　1986年考古发掘时编号为“Y10号”的龙窑依山而建，从上往下蔓延数十米，龙窑最高处与地面落差达到近30米。在当时，考古推测Y10号龙窑窑头火膛段已被先前建筑的粉丝厂生产车间压埋，未能进行拆迁考古发掘。

　　从2012年开始，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4次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相关区域进行了调查和勘探工作。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在2019年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2022年3月1日，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栗建安先生与夫人李榕青女士调研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栗建安先生建议对Y10号龙窑的火膛及龙窑两侧进行考古发掘，可使用钢结构蓬棚对遗址进行保护。之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石俊会作为领队，在宋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的Y10号龙窑周边区域开展第5次考古发掘工作，取得考古新发现。

　　第一，发现Y10号龙窑窑址本体向前延伸的一段龙窑遗迹，包括火膛和一段完整的窑床，全长约14米，基本确认属于1986年考古发掘的Y10号龙窑窑头段。龙窑窑头段的完整揭露，把1986年发掘的残长79.5米的Y10号龙窑补充完整，龙窑长度达到近94米。

　　第二，首次在Y10号龙窑发现与宋窑窑业相关的房屋建筑遗迹，包括疑似码头、制陶作坊等。这印证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是北宋时期广东最重要外销瓷窑址，这也说明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是我国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瓷的重要生产基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

　　第三，发现大量印花青白釉瓷片。在2018年的发掘中，领队石俊会就在探沟底部窑址废弃物堆积层中发现了1件青白釉花口瓶，而这一次，团队再次在探沟地底部发现了四五十件青白釉印花瓷器碎片。如果确认潮州笔架山存在青白釉芒口印花瓷器的烧造窑场，那么其始烧时间可能是宋代晚期或南宋初期。这表明到了南宋时期，潮州窑依旧窑火旺盛，这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持续烧造时间延长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Y10号龙窑的完整发现，可以看出：一、北宋时潮州具备成熟的陶瓷窑炉制作技术，包括还原烧、测温片、漏斗匣钵及各种垫烧窑具的使用，这也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二、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是为提高产品的数量，满足潮瓷产品的巨大外销量需求而筑造的大型龙窑。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民间号称“百窑村”，单这一Y10号龙窑长就达到94米，足见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场的生产规模。可以说，这一规模的龙窑是中国东南沿海最长的龙窑之一，Y10号龙窑的重要发现将改写潮州陶瓷的历史。

　　● 结论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是在北宋中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背景下创烧、发展起来的。其产品以外销为主，种类繁多，具有独特风格。从该窑的工艺水平看，产品造型丰富、胎釉结合紧密、纹饰多样、款式独特，虽多为日用器皿，生产的纪年款佛像采用褐黑色铁料描绘。2018年新发现的青白釉印花瓷器和2022年宋代笔架山潮州窑Y10号龙窑的完整发现，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产品工艺、窑炉规模等研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佐证。

　　饶宗颐先生认为：“潮人文化——传统之源头，儒佛交辉，尤为不争之事实。”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佛教法物的出土，可知北宋潮州佛教再度兴起，成为民间重要的信仰。白瓷释迦牟尼是由在家佛教徒供养于寺院做散施的，由此认为当时潮州民众信仰佛教与文物出土遗址相距不远的潮州开元寺是有关系的。故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佛教法物的研究，对潮州文化的追根溯源具有重大意义，应成为潮州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同时前文提到的4尊人格化佛像的出土及其他存世的宋代人格化艺术作品间接说明了宋代佛教的“世俗化”情况。此外，从元丰年间人口的急增及税收的规模，北宋熙宁年间潮州税收及本窑产品的海外发现可知，本窑产品的外销是农耕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为潮州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加速当时潮州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之一，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做出了贡献。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和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公园的建设，对提升潮州窑在中国陶瓷史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李炳炎 林绍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