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坊 郑鹏 作
□ 陈贤武
乾隆《潮州府志·坊表》云：“状元坊，在大街。为嘉靖壬辰科状元林大钦建。”
林大钦（1511-1545），字敬夫，海阳东莆都（今潮安金石）人，因自号东莆子。明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状元及第，依例听选为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官。在新科进士中，只有状元才能获此殊荣。翰林院主要事务是起草制诰、修史、著作、图书等。因“职清务简，优游自如，世谓之玉堂仙。”
据方志所载，林大钦从小家境清寒，但十分勤勉好学。曾随父林乌到潮州城，在书肆中看到宋代苏洵的《嘉祐集》。年仅十余岁的林大钦即爱不释手，要求父亲购回家中，日夜研读。接着又研读了苏轼、苏辙的文章，揣摩苏氏父子三人的文法，“夙以才自负，于百家言，雅喜苏氏文，为文亦酷似之”。（明·过庭训撰《本朝京省人物考》卷112）16周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为贫寒，他不得不代人抄书，偶或受聘于私塾，以养活母亲刘氏，维持生计。这使得他能真切地多方接触社会底层，深刻地了解到各种社会积弊和社会矛盾。
嘉靖十年（1531年），刚满19岁的林大钦，在乡试中初露锋芒，中第六名举人。
嘉靖十一年春，林大钦上京赴考。他首先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考获第59名贡士，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殿试那天，“天子临轩赐对，一时待问之士，集于大廷者凡三百馀人”。（明·林大春《东莆太史传》）“先生年二十二对大廷，咄嗟数千言，风飙电烁，尽治安之猷，极文章之态”。（清·陈衍虞《东莆先生文集序》）终为嘉靖皇帝所器重，亲擢第一。这里所说22岁，当为虚龄。以《登科录》所载出生年月日（明正德辛未年十二月初六，公元1511年12月20日）推算，实际上只有20周岁又3个月。以如此年轻的岁数夺取了三年一科的举世瞩目的状元桂冠，在中国科举历史上实属罕见，因此近500年来为人所津津乐道。
林大钦中状元，据史志记载，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在考前，主考之一、礼部尚书夏言上书要求整顿文风，对于过分追求华丽词藻、内容华而不实、标新立异破坏文体的一律不予录取，并命令礼部起草规定，向领卷的考生宣布要按程式答卷，毋立异。但在宣布规定时，林大钦当日未到场领卷，没有听到，所以他没有顾忌各种条条框框，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答题，文章写得得心应手，流畅自然，有“策论似苏”之说。这个不合程式的卷子，却脱颖而出。都御史汪鋐看到林大钦试卷后惊叹到：“怪哉，安有答策无冒语者。”大学士张孚敬认为，林大钦卷“是虽破格，然文字明快，可备御览。”他们把林大钦卷和此前内阁已确定的两卷一并送呈嘉靖皇帝。林大钦的卷子得到嘉靖皇帝的欣赏，亲擢第一。（明·顾祖训辑《明状元图考》，明万历37年插图本）
嘉靖皇帝何以如此赏识林大钦之策呢？应该说，这与其喜爱苏文有一定关系。据说，当年殿试之先，嘉靖已派内侍探明：“诸贡生之能苏文者，仅敬夫一人。”于是，状元谁属，似已未试先定。这个传说，未必是真，但林大钦以苏文取胜，却是事实，如将林大钦之《廷试策》合于苏文之中，是很难辨那一篇不是苏文的，而这正是嘉靖帝赏识林大钦的原因。因此，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状元罗洪先在《林氏孝思堂世系文》言：“敬夫以弱冠魁天下，螭头对策，俄顷累五千余言，与子瞻上神宗书（即苏轼《上神宗皇帝书》）相抗，为本朝对策第一。”
必须指出，林大钦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开始萌芽，封建社会已经步入晚期，各种社会矛盾也已暴露无遗。嘉靖初期，面对严重的社会积弊，明世宗还是想有所作为的，曾锐意求治，惩办了正德年间为恶不仁的宦官，清理田庄，注重救灾，减轻赋税，广开言路。但是到了中后期，世宗越来越昏愦，沉迷方术，喜爱祥瑞，以至极少上朝。土地兼并、赋税徭役繁重，各地暴乱此起彼伏。官场倾轧无时或息。北虏南倭，边患严重。林大钦应试之时，正是嘉靖由治到乱的阶段，各种社会弊端已全面显现。而林大钦来自社会的底层，对这些现象早已了解真切。他怀抱兼济天下之大志，本着刚强鲠直的明代士风，借着对策大廷这难得时机，直抒胸臆地提出了自己对整治时弊的政治见解。这就是林大钦策对的本质所在。说他散场不至，不知传谕，恐怕是推托之词吧。
在这篇洋洋4500馀言的《廷试策》中，十分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政治弊端并详尽地分析其原因。他就当年人民“冻馁流离”的现象，步步深入地分析了“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等时弊，深刻地指出弊政全在三冗：冗员、冗兵、冗费，提出了均田、择吏、去冗、省费、辟土、薄徵、通利、禁奢等八项除弊措施，并直言不讳地儆告皇帝：“诚坦恳至”“清虚寡欲”以“富民生，足衣食”。尽管这纯属维护封建统治的改良主义思想，但他不作“迂阔空虚无用之文”，实实在在地阐发了“剀切时病”之论。文中不少切中时弊的分析和除弊措施，就是在今天，亦很有借鉴意义。可以这么说，林大钦的《廷试策》既是在形式上以其明快奔放的文笔博得嘉靖的垂顾，更是在内容上以其切中时病的政治见解和精辟论述打动了当时尚未昏庸的嘉靖之心。又何况林大钦仪表堂堂、谈吐不凡，试卷书法工整有力。
在京期间，常与阳明后学诸子交游，聚会讲学。嘉靖十三年七月，以母老病，疏请给假送母还乡，不再出仕。乡居十余年，讲学著述优游。后人编有《东莆先生文集》《林大钦集》行世。
文章违格而意外被明世宗钦点为状元的林大钦，终生因为“天子圣明”，而怀着感激之情和报效之心。他辞官初衷，按友人罗洪先在《林氏孝思堂世系序文》的说法，是因为林自认为年纪尚轻，报效国家来日方长，而母亲年老多病，又无兄弟姐妹，奉养乏人，“由是仕宦之念淡如泊如，遂乞身归矣”。但林大钦自己未曾绝经纶之志。然而嘉靖并非明君，自他离朝后，宠用方士，大兴土木，称疾不视朝，而且专横日甚，恩威难测。而他的会试座师张璁、汪鋐因“议大礼”事件中备受朝中大多大臣所反感，“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而张璁直到老死时亦仍是“丛诟（众辱骂）没世”。（《明史·张璁传》）汪鋐更被林大钦斥为“憸人”（奸佞的人）“奸臣”（林大钦《祭薛东泓先生文》）。而他之同乡前辈友人如薛侃、萧与成、陈大器、黄一道、薛宗铠等，均因直接间接反对张、汪为首的执政方针而遭贬谪，薛宗铠还因此于嘉靖十四年“杖阙下……斥为民……死杖下。”（《明史·薛宗铠传》）这些都让林大钦感知到他的政途之迷茫，“人事嗟沦易，雄图空尔为”“从此功名之心益消，任放之情转笃”。（林大钦：《咏怀》诗、《谢以忠兄兼简诸知己》）惟事母以孝。宋代蔡襄在《论忠孝》一文中阐述了忠与孝的关系与意义：“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义也。犹耳目心腹，有身则有之，非外物也。……夫忠孝者，感天地，动鬼神。”所以当母卒时，“忠孝”的精神支柱在林大钦心目中似乎失去了倚仗，“葬其母于莆山之麓，归道病卒”，（明·薛侃《传》）年35。在他病逝一年后，知府郭春震纂修《潮州府志》成，书中竟然没有这位状元爷的传记。但作为岭东在科举时代考中文科状元的唯一一人，在海阳县学宫立有专祠，仪门“西偏祀故明林大钦状元，盖林氏子孙守之也。”（清·金一凤《重建乡贤名宦二祠碑记》）他的故事轶闻历经讲书人编辑讲述，直到现在仍家喻户晓。
状元坊在今市区太平路铺巷口。坊字两面同。
嘉靖《广东通志·舆地志三·坊都》：“状元为林大钦。”考《通志》纂修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由黄佐负责，至四十年面世。则是坊当建于此时间之前。坊为四柱三间三楼石坊，柱前后置夹杆石，次间额枋上皆镌刻有精雕细琢的麒麟、龙等祥瑞动物；定枋石梁通贯明、次间，这与其他的牌坊不同，彰显状元为“国家栋梁”之意。上枋上以斗拱承托楼面，斗拱正中为一双面镌刻行楷“恩荣”二字竖额的花肚，“状元”匾下托以书卷图案，次间定枋上以斗拱承托楼面，整座牌坊雄伟壮观。
昔年，耆老评说潮州府亭坊时，有这样一句俗谚：“潮州个半亭”，即状元亭算一个，榜眼亭算半个。意思是，按科举功名而论，真正有资格立坊的，只有状元林大钦与南宋榜眼王大宝二人而已。
坊于1951年拆除。此次按原貌重建于太平路状元亭巷口北侧，下枋镌“嘉靖壬辰科状元林大钦”。“状元”二字于2006年由潮籍国际汉学大家饶宗颐先生（1917－2018）重书，朝北为篆书，朝南为榜书，旁镌“丙戌选堂”。由当今潮人最有学问的学者来重书表彰古代科举考试中最为顶尖之专用名词，此也为牌坊街上之佳话。
这里顺便说件潮州昔日的趣事：
在唐宋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晋升良机，高官厚禄的诱惑与驱动，促使读书人将立身仕途作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也促成有关主宰文运神灵的崇拜发展兴旺繁荣的催化剂、兴奋剂和凝固剂。这种状况，至明清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昔日潮州，尤为文人学子所顶礼膜拜的，有三种方式，后二种更是本地区所特有的：
一是往凤凰洲奎阁拜文武帝君及魁星爷。1999年重新修复的奎阁在二楼供奉有“职司文武爵禄科举之本”的文昌帝君及尊为武神的关公云长；三楼供奉的是魁星爷。这位神灵是汉族神话传说中所说的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儒士学子心目中，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读书士子的守护神。把“魁”字拆开，便是“鬼”和“斗”二字，汉族民间工匠雕造或绘画魁星像时，刻意塑造成面目狰狞的模样。它单足立于鳌头之上，另一脚翘起，一手执笔，一手捧斗，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而魁星手里那支“笔”，专门点考试中榜者的姓名。谁梦见魁星，谁就能成为考场上的幸运者。
二是往韩文公祠祭拜韩公，祈求在“韩文公教示”下，得于文运亨通。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唐宋以来历代文人士子受儒学、理学熏陶，大多“尊韩”，但很少有像潮州这样全方位地尊敬和崇拜韩愈的现象。直到现在，潮州民间的老一辈在教育后代时，经常用的口头禅还是“韩文公教示——知小理”，可见这种“尊韩”是如何深入人心的。
三是就是来去大街抱“状元亭脚”。科举考试，是古代大多数读书人出官入仕的唯一途径，而科举考试中的状元，更是万众仰慕的佼佼者。每年的夏天，中国大陆的每座城市都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学生拥入考场，参加为期3天的高考，这三天，一定会牵动许多中国人的神经。在2022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193万人（广东有70.2万人），就有1193万个家庭和数倍于这个数字的中国人在关注高考，而在这个庞大的队伍后面，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队伍在为明后年的高考做着冲刺的努力。
另一组数字来自于622年前，亦就是在公元1400年（明建文二年），明朝开国初期，6500万人口中，有3万人考中秀才，最终取中进士的人数是110人，亦就是说，每2000个人当中，只会有一个人考中秀才，而在这2000名秀才当中，每20个人才会有1个人可能会题名金榜。
换句话说，今天的“高考状元”和科举时代的状元是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且需要澄清的是，“高考状元”这个词是非常不准确的。古代的状元，三年考一次，全国第一名。现在的所谓“高考状元”，每年一次，一个省俩（文理科）。除此之外，今天的考生通过高考获取的是高等教育的入场券，而科举，却是古代中国选拔官员的制度，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是权力的通行证。这张通行证背后的力量，是对个人命运的绝对颠覆，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绝对是今天的我们所难以想象的！
而作为潮州乃至粤东地区古代唯一的文状元林大钦，更是成为众人所向往的目标，来大街抱一抱状元坊正中这两条大柱，沾一沾“运气”，争取来年金榜题名，中个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