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画像（张大千作，见2017.2.2《光明日报》）
王守仁（1472——1529），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据嘉庆《山阴县志》）载：王阳明是与书圣王羲之同宗不同系的王姓后裔，王羲之从山东迁至绍兴，后子孙分居各地。阳明的先祖王寿迁至余姚，故出生在余姚。10岁时，父亲王华又从余姚迁归山阴<绍兴>。31岁那年，曾筑室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晚年又常在稽山书院讲学传道，逝后葬兰亭南侧之鲜虾山寝陵）王阳明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修文县龙场驿丞。后因平定各地暴乱特别是江西宁王朱宸濠之乱，封为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
王阳明尝潜心学习宋代的程朱理学和佛学，后转习南宋陆九渊的心学，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成为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心学集大成者，在明代中期以后影响很大，并流传到日本（是“明治维新”的思想武器，至今仍是日本众多军事家、企业家的人生箴言）。据王门弟子归纳，“阳明学”有“三大要”：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并概括为心学“四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有关阳明心学的界定与评价，可谓众说纷纭，因与本文题旨未合，且笔者自知学力不足，故不详及。）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十月，饶宗颐先生“以半月之力”撰成之《薛中离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跋]曰：
中离（薛侃之赠号）先生为王门高弟……于师门宗旨，多所敷发……王学盛行于岭南，论者咸推动于先生焉。
但据《年谱》[正德六年辛未（1511）]条：“冬，阳明在铨司，郑一初（字朝朔，揭阳人读书紫服山，因号紫坡）因陈世杰请受学，日与徐横山、顾若溪问质究竟，始闻圣人之学。”该条目之按语曰：“《阳明年谱》引《同志考》：“壬申（应为“辛未”之讹），顾应祥、郑一初、徐爱等同受业，潮人入王门者，当以一初为首。”饶氏定郑一初为“潮人入王门者”之首，甚为公允。一初系薛侃之友，三年后，薛侃赴进士试不第，闻王阳明在南京任鸿胪寺卿，讲孔孟周程之学，遂就南京国子监师事焉，服良知之教。此为薛侃隶王门之始（《年谱·正德九年》条）。是年，侃方29岁。其后，先生益笃于学，“三十守益定，举业益精，累试监元（即屡次于国子监考试均列前茅），大司丞汪公器重之。爰阁笔砚，笃志学问，若将终身焉。”（薛侨《中离公行状》）翌年，同籍里之杨思元亦来求学于王阳明。杨思元是正德三年进士、龙溪人杨典之子（光绪《海阳县志·杨典传》）谓典“师事陈白沙、王阳明，敦伦睦族，化及于乡。”），父子皆师事阳明，成一时佳话，亦足见阳明学在潮州影响之大、地位之高。
正德十一年九月，阳明巡抚南赣汀漳，过玉山（今江西玉山县）。时薛侃之长兄薛俊方任玉山教谕。“遂执弟子礼，问行己之要，阳明曰：‘自尚谦（薛侃字）与子游，知子笃行久矣。试自言之。’俊曰：“俊未知学，但凡事依理而行，不敢出范围耳。’阳明曰：‘依理而行，是理与心犹二也。当求无私行之，则一矣。’自是所学日进。”（光绪《海阳县志·薛俊传》）阳明学主张：心即物，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与王纯甫》）心便是一切，心即宇宙万物之主宰。心之本体无所不包，心之理无穷尽，只为私欲障碍、窒塞，使心之本体丧失。所以，“当以无私行之”，回归心之本体，使心与理归于“一”。在王阳明的启发下。薛俊“自是所学日进。”
正德十二年（1517），薛侃考中进士，本可进入仕途，但他自忖：“‘仕以行道，吾斯未信。’乃告归，获依亲之命。过怀玉（即玉山），时太宜人就养靖轩公（薛俊之号）官邸。”（《行状》）数月后，其母知侃有志于学，乃曰：“‘亟往于虔（今江西赣州市），再侍阳明以终汝所学。’……乃携弟侨暨诸侄往处于虔者年馀。阳明公提督军务，乐与讲聚而忘其冗剧。”（《行状》）其时王阳明方主持平乱军务，未暇宁居，只能经常借书信以讨论学问。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多次在给薛侃的信中提到自己的儿子的教育问题。如：“小儿正宪。犹望时赐督责。”“小儿劳诸公勤勤开诲，多感多感！”“小儿劳开教，驾骀之质，无复望其千里，但得帖然于皂枢之间斯已矣。”（俱见《阳明全书》四，转引自《年谱》）可见，薛侃在赣期间，阳明特别器重他的学识与品德，让他兼任儿子的家庭教师。
薛侃在赣期间，还办了另一件大事：首刻王阳明的《传习录》，称为“薛本”。该书系正德十三年（1518）刻于虔州者，凡三卷。卷一为徐爱录，卷二为陆澄录，卷三为薛侃录。至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取阳明论学书增为五卷，续刻于越（此外还有欧阳本、南本、钱本等多种版本）。后人将《传习录》列为《阳明全书》之首篇，该书翔实地记录了王阳明生前的哲学语录，是研究阳明学的基础资料，薛侃首刻之功，历久弥彰。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正德帝逝世，世宗嘉靖立，游学四年多的薛侃方授为行人司行人（正八品），但淡漠宦途而潜心问学的薛侃，有探究学问的机会便不会放过。如嘉靖二年，王阳明丁外银（父丧）在越、薛侃“与同门邹守益、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侍讲。”嘉靖三年奉使湖广（行人司的职责为传旨册封等事），事竣，便道入潮归养。母卒，复丁忧在家。“讲学中离山，日与士友讲习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会文考德，兴发益多。”居乡四年多期间，薛侃还曾倡开“中离溪”，推行“乡约”，建“通济桥”，“修砌桥路三十馀所。”“利无不兴、害无不革，远近颂功，至今不衰。”（《行状》）嘉靖七年十一月，入京师。闻阳明先生卒，“为（灵）位于兴隆寺，率（薛）侨与四方同志欧阳南野、魏水洲辈数十人朝夕哭焉。欲弃职奔迎，或曰：‘即选言官，宜少俟。’先生弗听。方公西樵时为冢宰，亦劝曰：‘重望舆论攸属。'亦弗听。求使山东，公事暇趋王氏家，事无大小，咸为经理，然后反（返）。”（《行状》）中离先生之于师道，可谓尽礼尽义矣！
嘉靖十年（1531），薛侃任行人司正（正七品）。闰六月二十六日上《复旧典以光圣德疏》，乞择亲藩贤者居京师，以待他日皇储之生。“帝方祈嗣，讳言之，震怒。立下先生狱廷鞠，究交通指使者。”（《明史·本传》）薛侃本为朝廷谋虑，不料因此事而卷入夏言与内阁首辅张孚敬的党争之中。他在六天中被连鞠八次，四次昏迷不省人事。但他始终不承认夏言是《疏》稿的主使者。说：“‘明有君父，幽有鬼神。头可断，此心不可欺！’观者啧啧，以真铁汉称之。”（光绪《海阳县志·薛侃传》）后此案具得其实，而嘉靖却仍怨恨薛侃《疏》讽自己无子嗣，将他削职为民。
薛侃还乡，明农讲学。“一日，父老携子弟至山斋曰：‘阳明德泽在吾潮，而人莫辨。先生惠益于吾潮，于今益显。故士民追思之，立宗山祀焉。一以报功，一以修学。’”（《行状》）请于当道，允建宗山书院。邹守益《怀惠祠记》云：
怀惠祠者何？潮士若民怀阳明先生之惠而祠之者也……中为祠堂，左为讲堂，右为经楼，为宴会厅，翼而环之以书舍，萃生儒肆业，可居百人，诚一方之胜也。
光绪《海阳县志·古迹》谓：“宗山书院，亦名‘怀惠祠’，在东莆桑浦山麓。明邑人薛侃为王阳明，今圮。”《年谱》则曰：“按：宗山书院在今潮安东莆都塔下乡南，在内桑浦山之中部，石坊犹存，面华严山。坊正面题‘宗山书院’，背书‘仰止’二字。”
薛侃一生，以传播阳明学为依皈，王阳明于嘉靖三年在薛俊逝后撰写的《祭文》中说：
自君之弟尚谦（薛侃字）始从予于留都（南京），朝夕相与者三年，归以所闻于予者语君，君欣然乐听不厌，至忘寢食……尽使其群子弟侄来学于予，而君亦躬枉辱焉……自是其邑之士。若杨氏兄弟与诸后进之来者，源源以十数。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则实君之昆弟之为倡也。其有功于斯道，岂小小哉！
《年谱·跋》中胪列了从阳明问学者名单，计薛俊、薛侨、薛宗铠、杨骥、杨鸾、黄梦星、林文、余善、杨思元、陈明德、翁万达、吴继乔等共十二人，正如《祭文》所言，实则薛侃之“为倡也”，其有功于阳明学之传播、普及，“岂小小哉”！
近闻潮安区、金石镇政府正筹备宗山书院之复建工程，喜讯传来，欣抃无巳！谨盼工程能早日动工，以再现当年“四省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之盛况，展示“阳明学”传播基地之风采！
(参见陈椰编校《薛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