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潮州府志·艺文中》收有苏轼《过阴那山》诗一首，序曰：

　　自惠来潮，既访韩山，再六日，归舟蓬棘滩上。乃闻高僧了拳结庐于此。及兹一览水石云林，诚为罗浮仲擘也，因赋此云。

　　诗曰：

　　吾治有罗浮，已为东粤奇。又闻有此山，更为罗浮推。中有唐僧者，自言惭愧师。滃云铺法界，轮月照禅帏。色相窥峰石，慈悲度蒺藜。我来惠不远，僧去已多时。佛骨藏金塔，禅宗看碧漪。香浮空鹤舞，钟逐晓风驰。我自虚无寂，中庸未发之。

　　该《志》卷三十三【宦蹟·侨寓】曰：

　　苏轼，字子瞻，眉州人，宋元祐中谪惠州，自惠州来潮，访韩山，居六日，归舟次蓬棘、游阴那，有《过阴那山》诗并序。

　　由于有《府志》的“保驾护航”，《过阴那山》诗似乎就是“苏轼所作”，“苏轼自惠来潮，访韩山、居六日”就成铁定的“史实”了。

　　然而，《府志》所言，真的就成“信史”吗？回答是：未必。即以该《志·侨寓》篇而论，谓苏轼“元祐中谪惠州”，便与东坡履跡不合。宋哲宗元祐只有八年（1086-1093），其后之年号改为绍圣（1094-1097）。据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卷三十七“按语”，曰：

　　（苏轼）元祐八年癸酉八月，赴端明殿学士……知定州军州事任，九月出京，十月到定州任。绍圣元年甲戌闰四月，落两职，追一官，依前左朝奉郎谪知英州军州事，遂罢任，至汝州，五月，下汴、泗渡淮……六月，自金陵赴当涂，累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知元祐最后一年的元祐八年，苏轼还任定州知州。要到绍圣元年六月才再贬为惠州安置。乾隆《府志》谓苏轼“元祐中谪惠州”，实为误记。仅此一端，《府志》之不可全信，昭昭明矣。

　　苏轼是否来过潮州，他该不该名列《府志·侨寓》篇，自宋代以来，持否定意见者大有人在。今潮州西湖公园大门口的牌坊柱联刻有清代蒋厚传撰的对联，上联曰：

　　湖名合杭颍而三，水木清华，惜

　　不令大苏学士到此。

　　（唐宋八大家，有苏氏父子三人，父亲苏洵因称“老苏”，兄苏轼称“大苏”，弟苏辙称“小苏”）联语用一个“惜”字，已表现出作者深深的遗憾：潮州西湖，堪与杭州、颍州的西湖媲美，如果有像苏东坡这样的名人来题咏的话，那就更完美了。言下之意，就是苏轼没有到过潮州。

　　咸丰年间，潮人林大川在西湖南岩石壁（今存）题了一首绝句：

　　水色山光入画图，果然西子比西湖。

　　名区自足传千古，管领何庸待大苏。

　　这首七绝，就像在与撰西湖山门联的蒋厚传作一番辩论：蒋言“惜不令大苏学士到此”，大川谓“名区自足传千古，管领何庸（同“用”）待大苏。”但两位先贤，都肯定了东坡没有来过潮州。

　　阴那山在大埔县。乾隆九年由县令蔺（土寿）纂修的《大埔县志·山川》[阴那山]条曰：“在县西九十里，五峰连峙，状如火焰，崔嵬高耸，名五指峰……山上属嘉应（州），下属大埔。”又，同治间由张鸿恩纂修的《大埔县志·艺文》在刻录了苏轼《过阴那山》诗并序之后，又加了一段颇长的“按语”，文如下：

　　按，此诗《苏集》所无，不知何人假托，郡邑志据以入《艺文》、《侨寓》各门。考公《年谱》于绍圣甲戌至丁丑在惠三年，实未尝至潮。其贬儋也，被命即行，安得如诗序所云：“自惠来潮，再六日归舟蓬棘，游（阴）那山”之说，且诗亦全不似苏。因相承已久，姑仍前《志》。至名贤信宿志《图经》者，辄援以为夸，虽沾膏丐馥、谈柄宜资，而目以寓公，斯爽其实矣。故《寓贤》不敢假借云。

　　上文可供议论者颇多，列如次：

　　1.此诗《苏集》所无。

　　《苏集》指苏轼诗歌全集。自南宋赵次公、程縯、王十朋等纂修的苏诗编年注本先后刊世以来，以清代乾隆冯应榴的《苏文忠诗合注》和嘉、道间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最为详尽。所有版本，均未见《过阴那山》一诗，同治《大埔县志》所言不虚。上诗应是乾隆以前之人假托苏轼之名所作，而乾隆《潮州府志》编者竟信以为真。

　　2.“考公年谱……”一段。

　　据王文诰《集成》卷三十八按语，苏轼于绍圣元年甲戌“八月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九月度大庾岭，十月到惠州贬所。”文中之“节度副使……”应是苏轼在惠州贬所的官衔。为什么要用“再贬”二字？孔凡礼先生在《苏轼诗集·前言》（中华书局，1982.2）中说：“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守旧派下台，已经变了质的变法派上了台。苏轼被作为守旧派的重要人物，接二连三地遭到了更沉重的迫害，一直到他死去和死后的一段时间。”而据瞿蜕园先生在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所附《历代官制概述·宋》中所说：“官与职离而为二，官是虚名，职才是实际的官。在此以外，还有差遣，职还不一定有职务，差遣才是职务。”例如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郎中是表明品位的官，学士是不在正规官系统内的职，知开封府是差遣，这才是实际的职务。以此类推，苏轼在惠州时的衔头，宁远军节度节度副使是表明品级的官，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却是连职权都没有的“职”，纯粹一个虚衔。这里，有必要把“安置”的实质解释一下。宋制，官员因犯罪而受降免，轻者称送某州：“居住”，稍重者称“安置”，又再重者称“羁管、编管”，最重者称“除名、勒停”（即罢去一切职务，削职为民）。故“安置”之后特别加上“不得签书公事”，亦即剥夺其职权，要在指定地区内居住，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行动。（绍圣三年，东坡作有《纵笔》一诗：“白头消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王文诰注]：“按此诗，执政（指章惇）闻而怒之，再贬儋（州）耳。”可见苏轼在惠州之一举一动，甚至做一首小诗，也有人监视，随时报告执政。）至绍圣四年四月，贬令再至，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被命即行。故同治《大埔志》所载：“考公《年谱》……安得如（《过阴那山》）诗序所云：‘自惠来潮，再六日归舟蓬棘、游那山’之说”一段文字，可谓悉知宋代官制，故所论入情入理。

　　3.“且诗亦全不似苏”句。

　　此句系从《过阴那山》之艺术风格上予以评论，话虽简短而切中要害。上诗之首句为“吾治有罗浮”，即那种以主管官员自居的情状，与苏轼其时之“不得签书公事”且须受人监视之处境心态不合。诗的末二句为:“我自虚无寂，中庸未发之。”亦与苏轼对待人生的进取的主要倾向不相符合。“他的一生，无论是在朝，还是在州郡，都‘尽言无隐’，不怕‘犯众怒’，‘不顾身害’。”（孔凡礼《苏轼诗集·前言》语）即使是在高太后听政、守旧派上台期间，苏轼亦主张对新法应当“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他的“独立不倚”的性格、立场，与“中庸之道”原便不同，更不是充溢着道家色彩的“我自虚无寂”所可同日而语。而仅从《过阴那山》诗的首、尾部分，足以肯定同治《大埔志》“诗亦全不似苏”一语之公允。

　　4.《大埔县志》之求实态度。

　　阴那山在大埔县，倘若苏轼果有“归舟蓬棘、游阴那山”之经历，那么《县志·寓贤》篇列入苏轼之名，该有多么荣耀？但纵览不同年代的《大埔县志》其《寓贤》篇却无苏轼名字。由于乾隆《潮州府志》的误载且“相承已久”，故同治《县志·艺文》“姑仍前志”，仍录入托名苏轼的《过阴那山》诗，又在“按语”中加以否定。《大埔县志》编纂者的求实态度，令人钦佩。

　　5.馀论。

　　《过阴那山·序》曰：“自惠来潮，既访韩山，再六日……”如果苏轼真的有“自惠来潮”的话，要“既访韩山”干什么？北宋时的韩山，除了有相传为韩愈手植的橡木、曾建过的“揭阳楼”遗址之外，基本上就是一座荒山。假如是出于对韩文公的崇仰，那么东坡最该去的地方，是位于州南七里的、由知州王涤迁建于元祐五年（1090年，即苏轼贬惠州前四年）的韩文公庙。当年，苏轼撰书了《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还亲自设计了碑样，碑竖立后效果如何,作为撰书者，难道不该去观摩一下吗？再说，既然在潮州停留了六天，很多老朋友、特别是吴子野等（苏轼贬惠期间，吴多次到惠州探望他），总得探望、聚会一番吧？而以东坡喜作诗文的习惯，谒韩庙、观新碑、会友朋、品美食……都是写诗的好题材，六天时间，又该留下多少诗文名篇？然而，乾隆《潮州府志》偏偏收录了不见载于《苏诗全集》的《过阴那山》诗并序。仅从《序》中有悖情理的话语，足可反证出《过阴那山》诗不是苏轼所作，东坡亦不可能“自惠来潮”。

　　至于《过阴那山》诗究为何人所作，当时是否曾假托苏轼之名？恕笔者寡闻，尚不能明析回答，谨俟识者有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