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割股（大腿）肉以供君、亲食用的行为，称为“割股”。（与“刺股”有别。相传战国时期，魏国人苏秦游说秦王，十次上书不用，资用乏绝，归家发愤读书。夜深欲睡，则以锥自刺其股，用自残的方法以保持清醒。事见《战国策·秦策一》。后代因以“刺股”指代勤学苦读之情状。）
“割股”一词，就目前可见的文献而言，大概始见于《庄子·盗跖》，原文曰：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晋）文公。文公后背之，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烧）死。
介子推随晋公子重耳流亡他国十九年、直到晋惠公死后，才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国，即位为晋文公。他即位后，跟他一起在国外流亡的陪臣，都争功争俸禄。而最忠贞的介子推，在重耳最艰难的时刻，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晋文公吃。但文公后来分封陪臣时，却忘记了他。介子推一怒之下而离开，抱着树而被烧死。（有关此事，文献有不同的版本。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谓：“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根本无“怒而去”的说法。）
与“割股”相类似的行为，还有“割乳庐墓”。它指的是：丢下乳儿在亡亲墓旁筑庐守孝。据《新唐书·烈女传·李孝女妙法》所载：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禄山乱，被劫徙它州。闻父亡，欲问道奔丧，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父已葬，号踊请开父墓以视，宗族不许。复持刀刺心，乃为开。见棺，（以）舌去尘，（以）髪治拭之，结庐墓左。”
《新五代史·杂传·何泽》亦谓：
五代之际，民苦于兵，往往因亲疾以割股，或既葬而割乳庐墓，以规免州县赋役。
“割股”以疗亲疾、或“割乳庐墓”的举措，在古代、被认为是大忠大孝的表现。故从汉代以来，得到了“以忠孝治天下”为标榜的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民间则利用“上有好之”的心理，冠冕堂皇地将之作为“规免州县赋役”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唐开无间，明州人陈藏器《本草拾遗》云：‘人肉可治羸疾’，自此闾阎相效割股。”（明·陈继儒《珍珠船》卷四）“割股”之行为，竟酿成社会风气。以至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亦说：“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这几句话，已道出了“上行下效”的至理。割股，是一种“自残”性质的行为，在麻醉手段尚不完善的古代，要忍痛割股，没有相当的勇气是难于施行的，故言“勇者割股”。东坡此文，主旨是“议学校贡举”。学校、科举，女性一般不参予，故不提“割乳庐墓”，仅言“（胆）怯者庐墓”，但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至迟到北宋年间，“庐墓”已成为男性社会尽孝道的重要表现形式。）
明代潮州先贤翁万达在嘉靖三十年（1551）“斥为民”回乡期间所撰写的《东灵公传》，是在“无官一身轻”的心态主导下，对多年郁积于怀的愤世之情、对伪君子的憎恶之心的一种宣泄。该文以老辣缜密的语言、情调，刻划了一个以猎取“孝名”而欲割他人之股的“西丘士”的嘴脸。（原文较深奥，仅录后段之笔者译文）：
客人说：“西丘士小时候也很清贫，曾和他哥哥致力于功名，乡里人很爱他。后来到江浙一带漫游，学侍奉亲长的事。从此以孝名传遍海内。乡里很惊异，唯独我相信他是学有所得。
有一天，他对邻人的儿子说：“我看你的大腿很胖啊。”邻人子说：“空有一些不中用的肉罢了。”贵士委婉地说：“哎哟！这是什么话呢？我听说腿肉可供人食用，现在我父亲病得很厉害，我一定要使他痊愈，这样才可以长寿。请借你的腿肉供他食用好吗？”邻人子感到很为难。贵士接着说：“你不是好行善吗？如果可使我成就孝名，你又何必爱惜一点腿肉呢？”邻人子说：“割点腿肉，我不是爱惜，但疼痛该如何克制呢？”贵士说：“君子能成全别人好事，才可以说是得到（君子的）本心，忍受不了疼痛，那么本心又体现在哪里？以忍痛来换取本心，你有什么可选择的？”
邻之子听后拿不定主意。回来后告诉他的朋友，朋友很生气，教他转回去说：“你要行你的孝道，你亦有大腿，何不自割？何必求我？”贵士说：“我的腿瘦嘛。你的腿就是我的腿，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这个身体，你不能当成你自己的。我听说最美好的品德是不为一己，最崇高的道德是不拒绝别人的请求。你不给予，仁义的人是不这样做的，你得好好考虑哩！”
邻之子听后又拿不定主意。又告诉他的朋友。朋友更生气了，又教他转回去说：“你是贪图我的腿肥胖吧？假如我的父亲不幸亦有病，那我将找谁割腿肉呢？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而名分却有区别，我不能做过分的事啊。况且君子不以不合礼义的事奉养至亲，割别人的腿肉来给自己的父亲吃，不合礼义。你为何要这么过分、固执呢？那就请把你的大腿当成我的大腿，这样大家一样痛，又一样有得吃了。”
贵士大怒道：“我割别人的大腿很多次了，从未有敢抵御的！你敢申辩吗？我会收拾你的！”邻之子害怕了，他的朋友亦很怕。而贵士已经在抚摩父亲的腹部等待（邻之子）送肉来了。
东灵公道：“先生别再说了。当今那些叫‘士’的，大多和这位差不多啊。”客人于是再次致礼，告辞而去。
《东灵公传》是翁万达晚年唯一的一篇纯文艺性散文作品，文章格调隽智冷峭，语言生动传神，寥寥数笔，便活脱脱地勾勒出其时以“孝名”行天下的“西丘士”的丑恶嘴脸。文章以“今之士多类此也”收结，抒发了作者对“伪君子”的极度憎恶之心，对社会丑恶现象之无比愤懑之情。一百多年后，大学者顾炎武在《灵石县东北晋介之推祠》诗中亦有句曰：
割股固荒唐，焚山事可哂。
顾炎武亦和翁万达一样，认为以“割股”来表现“大忠大孝”，不是显示“忠、孝”精神的唯一途径。何况，“割服”后来还往往变成士子猎取虚名的特种手段，故用“固荒唐”三字加以贬示。而“焚山”一事，要略作解释。前文已言《庄子·盗跖》篇有介子推“抱木燔死”之事，后人因此而编撰出“完整”的故事：晋文公忘记分封曾在流亡过程中“割股”的介子推，介子推亦不言禄，隐于家乡的绵山（今山西省介休县东南），后来晋文公想起来了，派人去请他，介子推却坚决不出山。文公下令焚山，想逼他出来。介子推与母亲抱紧大树，活活烧死。文公追悔莫及，特地将介子推焚死的木树桩取回做成木履，每天起床后看见木履，便悲痛地说：“足下、足下！”（参见《幼学故事琼林·人事》）但顾炎武却认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虽有“介子推与其母）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即把绵山上的田地做为介子推的封田）曰：‘以志吾过，以旌善人。’”之记载，但对晋文公这件“君不君”，而介子推宁死亦“不言禄”的近乎刻板、迂腐的事，感到难于理解。因而在谒“介子推祠”时，直率地写下“焚山事可哂（shěn，同“笑”）”的诗句。可见，自明、清以来，带有血腥味的“割股”以猎取“大忠大孝”虚名的风气，在先知先觉的名贤、学者的攻诘下，已成强弩之末，日趋式微。
相对来说，较为儒雅、温和的“庐墓”以尽孝道的行为，易为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因而此风不绝如缕。即以潮州本土而言，以下仅列二例以见其概：
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地理志》【海阳·山】谓：“狮子山，来自桑浦，上有狮子塔，有岩曰‘甘露’。相传有孝子庐墓于此，甘露降，故名。”（即今之“甘露寺”。寺前最早的石刻“万寿石”，系年为大忠祥符八年乙夘（1015），寺因“甘露降”而名，故知北宋初潮人已有“庐墓”之举。“万寿石”刻，地方志乘失载。参见黄挺《宋代潮州佛教金石资料丛考》，载《人海灯》1997年三期。）
近现代见诸文献的潮人庐墓资料、依孤陋之笔者管见，当推晚清拔贡郑国藩先生《似园文存》卷三之《望庐记》，该《记》撰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郑君先父洧川府君于光绪二十二年 （1896）逝于漳州，郑君扶櫬回潮州，因时局动荡，“权厝（饶平）百丈埔尾”。迁延年久，后得郡城西北四十里之牛皮嶂地，始定先君墓茔。惜“伏莽未靖，墓不可庐，别购荒畦半亩郑冈，中为土屋，备岁时祭扫驻宿所。”因庐不在墓旁，因名曰“望庐”。（隐含“可望而不可及”之意）虽非严格意义上之“庐墓”，实乃现当代人“示不忘亲”之遗响。
曾楚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