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泳天

　　中国著名农民作家王杏元于近日仙逝。他一生勤奋写作，著作甚丰。长篇小说《绿竹村的风云》一版再版，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影响深远。他是潮汕人民的骄傲。

　　肥沃的土壤

　　打开中国的地图，广东省饶平县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与福建省接壤，被人称之为“省尾国角”。王杏元出身的渔村镇寮仔角村，寨门上横匾是“龙文楼”，从前有位教书先生撰联曰：“龙出奇峰翻身扑玉，文山秀水丹凤朝阳”，预示着这里是出人才的风水宝地。这里群山起伏，圆寨俨然，绿竹环抱，流水潺潺。渔村本是一个贫困的山村，既是山村又哪有渔村之称谓？原来它最早叫缶村，山里人想象着渔业的美好，按地方话谐音把它改为渔村。另一个原因也的确与“渔”字有关，那就是山里的土特产薯莨，是一种能耐风雨海水的染料，讨海人所穿的衣服、船上的风帆和鱼网都要染上薯莨，这里也离海边不远，渔民们经常把鱼拿来换薯莨，因此这个贫困的山村也就与“渔”字沾上边。村民们常有鱼吃，就是逢上饥荒年头，也有鱼送稀粥。

　　王杏元的父亲六兄弟都是村子里有名的能工巧匠，都会盖房子。那一年山里发生地震，房屋都被震倒了，他们兄弟被西坑村刘姓村民请去盖房子，因父亲功夫好，且为人厚道，房子盖成，祖母就托媒人向刘家求亲，甚为顺利。新娘子比父亲小了12岁，出名唱潮州歌册。潮州歌册是一种流行于潮汕一带的民间口头文学，通常是七言诗以潮州语音演唱形式，内容包括中国的历史题材，如杨家将、岳飞传、西厢记等，也有很多流传的民间故事。本土语言加上本土音韵，唱起来朗朗上口，深得潮汕一带人民群众的喜爱，可说潮汕文化的母本。

　　刘氏来到王家，种植养牲口，洗衣起炉灶，里里外外一把手，更难得的是她每天夜间曲不离口，点着竹薪火，唱与邻居听，这个村子也因有她而过得有声有色。打从懂事开始，王杏元就受到这种口头文化的熏陶，他跟着母亲唱，还从唱词中懂得了很多故事。这是喂养一个作家成长的摇篮与乳汁。

　　潮州是著名侨乡。虽然这里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是个好地方，但因地少人多，很多人不得不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这些海外赤子赚到了血汗钱，就急匆匆地寄回家乡，因此，侨批是联系亲人的音信，侨批也是维系故乡亲人的生命钱。潮州歌册的创作者抓住了这个题材，创作了动人的《侨批尺牍》。

　　从母亲口中唱出来的潮州歌册，既是那么动听，内容又那么丰富，这些歌册究竟是谁写的，写得那么好？童年的王杏元认为那些创作者是最应受到尊敬的，因为如果没有人创作，歌手们就没得唱。王杏元此时已有了志向，长大之后，要写很多的潮州歌册歌谣，让更多的人传唱，从山区唱到平原，从乡村唱到城市。但你要写东西，首先要识字，村子里有一所小学，一个先生教几名学生，你要识字，必从先生那里开始。入学之后，王杏元就醉心于识字和写字。

　　王杏元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独力承担一个家，几个孩子还小，田地里的庄稼要顾，家里的孩子要养，忙得昏头转向。王杏元对母亲说：“娘，我要读书识字，早点能够帮助你。”但那时候他还只是小学一年级学生。

　　王杏元学写字，要克服很多困难。没有笔，用树枝竹枝烧焦了来写；没有纸，便在地上写。一个又一个的方块字，成为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多到数也数不清。

　　但家境贫寒，小学只读到四年级，不得不辍学务农了。纵然如此，王杏元仍不忘读书识字，古诗古文，祭文尺牍，无所不读。他勤学不断，终于成为村子里的小秀才，十八岁便任乡政府民政委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王杏元先后任村初级社、高级社副社长。在工作过程中，他不断认识各种人物和事物，见识渐渐丰富。当时他们的农业社是全省的模范社，屡受上级表彰。农民兄弟坚持走合作化道路，虽然困难很多，但大家热情高涨。王杏元经历了办社的全过程，对身边的人物非常熟悉，也深受感动。他开始从生活中提炼主题，付诸笔端。他以潮州歌册的形式，表现乡亲们走合作化道路中活生生的故事。1954年，他终于实现自己的愿望，潮州歌册《马岭山之歌》在粤东农民报发表了！这是王杏元的处女作。1956年又发表了潮州歌册《春红姐》。众所周知，1942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家们写工农兵，唱工农兵。到了五十年代，潮汕文艺界办起了一家杂志，就叫《工农兵》。该杂志为繁荣地方文艺创作，培养地方作者做出很大的贡献。一批文艺作者渐渐成长起来，一支创作队伍渐渐地形成。王杏元当然是其中一员。他的作品不时在这里与读者见面。

　　《绿竹村风云》的诞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农业合作化，把农民组织起来，孤儿寡母、贫困农户参加合作社，摆脱自然灾害的袭击，过上安定的生活，感受集体的力量和温暖。但这种做法，无疑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他们便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甚至破坏，这就是当时农村中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这段历史，现在人们都渐渐淡忘了，但农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党组织关心农民兄弟疾苦的深情，仍有现实意义。王杏元说：“当时，我受到感动，拿起笨拙的笔，为农民立言，为农民请命。我是当农民，写农民，以这种姿态来构思整个故事，让一些人物在作品中突现出来。”

　　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把题材从原生态进行集中、提炼、加工，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这个过程中作者需要付出多少艰辛，得失寸心知。但由于文艺作品是为了教育人，启发人，这种事业本身非常崇高，因此很多人乐此不疲，甚至愿为之献身。

　　王杏元从童年起便有此爱好，有此愿望，尽管条件艰苦，但他有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每天在你眼前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如果你没有把它写下来，那就太对不住农民兄弟、父老乡亲了。

　　经过一番构思之后，王杏元编成这样一个故事梗概：“绿竹村农业社给富农阿狮等人搞散之后，社主任王天来团结群众重新建立了农业社。阿狮等人污蔑该社为‘骨头社’，多方破坏，并进行雇工剥削，拉拢觉悟较低的单干户，与农业社对抗。王天来依靠党支部的领导，与积极分子阿元、洪羊伯等人团结群众，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同时与阿狮等人进行无情的斗争。经过一番奋斗，该社终于获得丰收，显示了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经过大辩论，阿狮等人的阴谋被揭底揭发，认罪服输。全村单干户经过这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觉悟提高，全体坚决入社。”王杏元以潮州方言说唱形式写成小册子，书名就叫《绿竹村的风云》，195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被评为中南五省优秀作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杏元说：“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农村题材的作品能否写好，取决于作家是否有深厚的生活根底，是否有热烈的感情，是否对生活有真知灼见。”

　　此时，他参加了广东作家训练班学习，结识了陈善文、秦牧等知名作家。王杏元在他们的辅导下，开始从原来的地方说唱文学转向纯文学。作家们出乎对新生力量的培养，同时也从已出版的说唱本《绿竹村的风云》看到题材很有再加挖掘的意义，值得认真对待。诚如千里马之逢伯乐，久旱田园之逢甘霖，强烈的求知欲让王杏元如海绵吸水一样从作家们的身上吸取养分。不断讨教，不断得益，仿佛命中注定，王杏元在这期间遇见恩师。

　　陈善文是潮州市人。1939年潮州沦陷时，刚满18岁。他离开母校金山中学，历经艰辛，到了香港，在码头做苦力，血泪的生活没把他吓倒，在艰难中他坚持写作，走上文学之路。后来他离开香港，经过上海，投奔新四军，历任《抗敌报》、《淮海报》、《山东文化》、《长江报》和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到解放时已是团级干部。1955年他放弃领导职务，从武汉回到广东继续作家生涯，这时候王杏元准备把说唱本《绿竹村的风云》写成长篇小说，省作协党组决定派人辅导他，陈善文接受了这个任务。

　　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从酝酿、构思、初稿、修改到出版，历经三年，这三年，除了王杏元本身的刻苦努力，还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与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就是陈善文。陈善文同王杏元一起生活，帮他编书稿整整三年。

　　有人总结人生成功三个要素，即天分、勤奋、机遇。前二者为主观因素，即内因，后者为客观因素，即外因。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是辅助因素。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也说过：“机会是属于那些有所准备的人。”王杏元土生土长没读过几年书，但他天资聪颖，触类旁通，且勤奋好学，在热火朝天的生活漩涡里，不断感受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就是王杏元这位农民作家成功的沃土。事后他说：“如果没有那些经历，我写不出这部小说，即使硬写出来，人物苍白，农民兄弟也不会喜欢的。”他还说作家需要培养，我当年的创作就是老作家培养起来的。住在农村的农民作家有文字问题、思想修养问题、创作技巧问题，如长年累月住在一个地方，对生活没有俯瞰，就难以创作出好作品。归纳起来，就是城市作家要下得去，村里的作家要出得来，才能达到俯瞰生活的高度，才能对农民知心知腹，血肉相连。故事好编，细节难寻。没有精彩细节的书就像一把没有刃的刀。

　　1965年8月，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该小说以浓烈的生活气息、动人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刻画吸引读者，在文坛上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日本马上要组织翻译，因为政治原因此举未果，但被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行，书名就叫《天赐》。有外国友人说：要了解中国南方的农民，就去看这本书。由此可见小说在海内外影响之大。

　　小说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语言运用具有地方特色。作者通过细致的环境、景物描写，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图景：那山峦如画，林密鸟喧，人们正忙着开辟梯田，种植果树，凿瓢编篾，浸种插秧……一幅生动的山区景致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人物的刻画也十分到位，每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作者都会把他的家世一五一十地叙说一番，这样人物性格是怎么样形成的，某人的为人怎样，读者一清二楚。淳朴刚正、忠心耿耿的王天来；老实憨厚、重情重义的天赐；乖巧能干、俊俏善良的凤梨；清秀活泼、知书达理的阿元；勤劳质朴却没有主见的洪羊大叔；聪明能干、执着可爱的红梅；狡黠贪婪、机关算尽的阿狮……都一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其中绿竹村村长、优秀共产党员王天来，富裕中农王阿狮都刻画得非常成功。另一个是作者倾尽心血写作的人物就是天赐。写天赐时，写至兴酣，一饭三催他都不肯停笔，等他写告一段落后，坐下来想吃饭时，手指三番五次握不住筷子，饭菜早已凉了。王杏元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天赐》后来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小说以潮州方言写就，语言生动有趣。作者熟练地运用本土方言以及俗语、谚语，真实、准确地表现了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形象鲜明，呼之欲出。潮州话属闽南语系，但与闽南话又不尽相同，其发音有异于全国各地的不同语言，表现力非常丰富。但由于它与普通话区别极大，很多潮州方言写出来大家都看不懂，因此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又下功夫对要表现的语言进行改造、提炼，让广大读者能看得懂，并能感受到潮州语言的独特韵味。王杏元的努力无疑地丰富了祖国的语言，这方面功不可没。小说出版之前，王杏元创作激情澎湃，每天写作过万字，《绿竹村风云》中的某些章节如《天赐》、《出村证明书》，写后随即在羊城晚报上通版刊载，轰动了羊城。

　　今天，我们重读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该书仍有其不能掩蔽的光彩，它是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厚重之作。

　　王杏元，一位始终将激情投向农村的农民作家，他当农民、爱农民、写农民。通过他的笔，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生动可爱的农村生活图景，一幅反映时代变化的历史画卷。

　　风光无尽

　　王杏元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本《绿竹村风云》对他的人生起着决定性的意义。地方政府的领导层、机关干部、社会人士、文学爱好者都认真阅读，可谓家喻户晓，它成为共和国时代潮汕文学的里程碑。评论界佳评如潮，赞扬之声不绝于耳。荣誉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跟着而来的是无尽风光。

　　翌年，他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这次大会上他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秀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66年6月27日，王杏元再次上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工农兵作家代表是：工人作家胡万春、农民作家王杏元、军旅作家金敬迈。同时出席的有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曹禺、杨沫、许广平等30多名代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这次会议从6月27日到7月9日闭幕，共有53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5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和支持亚非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亚非作家和亚非人民的团结。这期间，毛主席曾到南方视察，并在武汉畅游长江。当时代表们分乘6架飞机从北京飞往武汉，参加这一千载盛事。王杏元与郭沫若同乘第一架飞机。学富五车的郭老非常喜欢这位来自广东的年轻人，旅途中亲切交谈。第二天也就是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日子，王杏元又与郭沫若同坐在指挥船上。上午9时许，长江两岸人山人海，江面上树着巨型标语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红旗招展，万头攒动。为了伟大领袖的安全，为了所有游泳的客人和当地健儿的安全，也为了长江两岸观光者的安全，指挥船负责着非常重要的任务。王杏元此时身置其中，感到一种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

　　1967年5月23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京的部分作家代表，王杏元恰好站在毛主席后面。接见过后，有一幅具有历史性的照片《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人民画报上。画面上王杏元就站在毛主席身边。

　　回忆那段往事，王杏元精神振奋。他说：“我是会议代表中年纪最轻的，还不到三十岁。著名剧作家曹禺请我到他家中作客，他说你这小子年纪轻轻，就能写长篇小说，不简单！陈毅同志对我非常好，怕我讲不好普通话，要为我配两个翻译。他说你们潮汕人讲普通话比讲英语还难，没想到你讲的比我还好。他对着各国的作家代表说，中国出了个农民作家，然后让我站到凳子上，让大家看看这个中国农民作家。大家看到我站起来，纷纷热烈鼓掌。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期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人们胸挂红像章，手执红语录，口称毛泽东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极左路线已势不可挡。外交部亚非司司长李芒要求与会的外国作家都来写“四个伟大”，目的为了彰显中国的神威。而亚非作家们纷纷异议，他们说：这样称呼国家元首，那是你们国家的事，与我们何干？他们把意见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去。周总理认为这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于是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一个会议。周总理一到会场，就坐在王杏元身边，微笑地问他：“你是广东来的？”“是的。”“你叫王杏元？“是的。”“写小说的？”“是的。”坐在周总理身边，王杏元没有感到局促不安，而是感到亲切。周总理慈爱地拍拍王杏元的肩膀：“好好写，好好写。”然后转入正题，问上次会议上是谁叫外国朋友写“四个伟大”，李芒马上站起来说：“总理，是我。”周总理问他：“你今年多大年纪？”李芒回答：“五十岁。”总理又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李芒点头称是。总理说：“都五十岁了，又是共产党员，想事还这么幼稚！”此时李芒知道总理已在批评他了，连忙说：“是。总理，我错了！”总理态度平和地对大家强调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在于团结亚非作家和人民，不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样强加于人是不对的。总理离开的时候，拍着王杏元的肩膀说：“这件事你们去处理吧。”

　　怎么处理？既然总理拍你的肩膀，你就要负责起来。王杏元是一个农民，一个文学青年，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国家大事？更进一步说，“四个伟大”是林副统帅提出来的，谁也得罪不起，再说李芒的做法，实是出于好心。怎么办呢？那时候动不动就把阶级斗争提上纲，这是很棘手的事情。王杏元一时又难以拿定，他把胡万春拉到一边说：“胡大哥，我昨天晚上睡不好，普通话也不行，再说，你们工人阶级是老大哥，这件事还是由你来主持吧。”老胡推卸不去，应承下来。王杏元一再强调，要和风细雨，不要上纲上线，不要搞什么斗争，能认识错误就好了。下午五点多钟见到老胡的时候，老胡说，已经照你的意思办妥了。晚饭的时候，恰好李芒跟王杏元坐在一起。王杏元见他情绪低落，不大想吃，便说：“吃饭吃饭，什么事也没有。”李芒说：“我已跟不上啦。”王杏元说：“跟得上，说清楚就好。”便给他夹菜。

　　由于王杏元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京期间与谁都好交谈，这个受宠的中国农民作家，利用这个机会尽量办些好事，比如作家浩然在大红大紫之后曾被关禁起来，王杏元得知之后，想方设法把他放走，并叫他赶快回家乡暂避矛盾锋头。此举后来也被文艺界传为佳话。

　　他从绿竹村走来，从农民到作家，但他始终保留着农民的本色，生活勤俭，作风朴素，与人为善，和气致祥。他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和故事，来解决同事间的矛盾，让大家在笑声中团结起来。遇到事情，他常急别人之所急，出力相助。外出采访，不管遇到的人职位高低，哪怕是野叟村妇，他都一样亲切。人们可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人格的魅力。

　　耕耘到底

　　作为一个作家，不论平步青云，还是身处逆境，都不能放下手中的笔。这一点，王杏元做到了。

　　1966年12月，王杏元与工人作家李学鳌以中国作家代表团的身份，一同赴越南抗美前线访问。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说：“中国派来的作家，我一定好好接待，安排你们到第一线去，看看我们英雄的人民是怎样在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斗争的。”王杏元此行收获良多，写下报告文学《钢铁运输线》，发表在亚非作家刊物《号召》上。

　　七十年代，他的小说《天板蓝蓝》、《半夜枪声》、《牛角号又吹响了》，先后发表在《花城》杂志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与程贤章合作长篇小说《胭脂河》，尔后他又将之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乱世三美人》，该剧收视率甚高。

　　进入九十年代，王杏元除写一些本地题材的报告文学之外，又潜心阅读民俗学和各个朝代的历史，尤其是潮汕历史文化。他认为作为一个生长在潮汕居住在潮汕的作家，一定要了解本地的历史、人物、经济的变迁。他的书房挂着自写的条幅：“通古宜鉴今，无古不成今。人不通古今，牛马无裙襟。”只有对过去的明瞭，才是现在的借鉴。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研究了位于陆丰县碣石玄武山的历史文化，并写成 《神武今鉴》一书，于1992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于2009年入选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

　　王杏元于1964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1970年被选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9年调往广州工作，历任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广东省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1989年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这期间他曾挂职揭阳县委宣传部长、汕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领导文艺创作。他对于文学作者们的生活状态、创作状态一直都非常关心，不少作家出版著作，他乐于为之写序。作者们每有成就，他都是拍手叫好，鼓而呼之，因此在潮汕文学界深受大家的敬重。

　　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王元谈到文艺创作选择题材的重要性。他说，作家选择题材，犹如掘井人选择泉眼一样，那个地方没有泉眼，你挖得再深也没有用，只是吃力不好。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泉眼是人性的，是全人类的，无国界的，当你挖到了人类灵魂的深处，它就没有止境，它就能够感人。题材对作家要有振奋，如同有风声，有雷声，有闪电，接着能下雨，就能滋润人们的心田。作家除了勤奋之外，还要一双慧眼，能识得生活中的玉石宝藏。作家要懂得古今中外、高山平地、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善恶美丑、七情六欲。作家要去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心路历程，他们才能在你的笔下站立起来。

　　“是非分寸细磨墨，阅世从容若品茶”这是王杏元的艺术感言。这位已是走进文学史的潮汕作家，不管后人如何看法，他总是中国当代文学绕不开的一道风景。岁月并没有令他有衰老的感觉，到了晚年，他身上仍有使不完的劲，他的精神状态如年青人一样乐观。他总是坚守着心中的这片净土，坚持以手中之笔去从容阅世，去记录时代的风云，讴歌真善美，鞭挞真假恶丑。

　　王杏元的家乡广东省饶平县，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丁未黄冈起义圣地，这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共和的前奏，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今人在此处建起了“饶平丁未生态园”。生态园大门两根大石柱上刻着王杏元的撰联：“承中山大志擂鼓追日，颂丁未英雄踏歌补天。”这位农民作家的文采与先烈的精神同在。